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2-03-29

　　20世纪80年代，瑶山与反山这两个良渚古城重要遗址的发掘，不仅将良渚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更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的研究。近日，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参与的《瑶山》《反山》考古报告修订版正式出版，让我们得以“重返圣山”。

　　《瑶山》《反山》考古报告，作为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之二，分别于 2003 年、2005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反山墓地、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如今在组织翻译两书英文版时，因涉及重新校勘，且原报告近乎绝版，有关方面决定重新修订《瑶山》《反山》报告，各发行1000本。

合二为一，高坛贵冢

　　瑶山遗址作为良渚古城遗址年代较早的遗迹，在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其上没有建筑遗迹，却与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大墓结合在一起，推测该处为巫觋们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并具有观测年的作用；从相对纯净的堆土判断，随后此地便作为一处埋葬高等级贵族的墓地使用。

1987 年，瑶山 11 号墓玉器出土现场

　　《瑶山》考古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浙江余杭新石器时代瑶山墓葬发掘的全过程，以及在此出土的上千件精美玉器。

《瑶山》修订出版，说明如下：
　　1、各墓出土器物图内的顺序编号改为墓葬随葬品的出土编号。对部分器物线图根据同类器合排在一起的原则进行了拼合或拆分。放大了部分遗迹照片，彩图部分器物名称、编号与正文不一致的，均依正文修改。对原书错误以及确实需要补充的必要内容的修改，详见本书第240页到第244页的《修订与勘误表》。对原书误排或校勘疏漏的字词，有据可依者直接改入正文，未收入《修订与勘误表》。

　　2、本报告第四章十二号墓采集玉琮，依1988年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简报，共计7件。原报告收录的编号2790、2791的两件玉琮为出土地点不明的玉琮，并非十二号墓采集玉琮。应归属十二号墓的2790玉琮现借展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次修订，仅补充器物文字描述，未收录线图和照片。

　　3、修订本增加了第247 页到第275页两篇发简报，附录于后。为保存发掘简报发表时的风貌，除更替部分特别不清楚的插图外，余原文照录，仅改正了原文误排的字词。版式依修订本正文格式编排。

　　4、承蒙李新伟先生应允，将其《返璞归真--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瑶山>读后》一文收入修订本。代为序。

 

琮璜璧钺，神秘王陵

　　反山的发掘是良渚文化发现50余年来的一次重大突破，是浙江境内良渚文化考古第一次发掘这类人工营建的高土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教观念。11座墓中出土的遗物由玉器、石器、嵌玉漆器、陶器和象牙器等，其中玉器为大宗，以单件计超过3500件，占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

1986 年，反山王陵发掘现场

　　《反山》考古报告中以墓葬为单位，详细介绍了11座墓葬的形制及出土遗物。

《反山》修订出版，说明如下：
　　1、各墓出土器物图内的顺序编号改为墓葬随葬品的出土编号。对部分器物线图根据同类器合排在一起的原则进行了拼合或拆分。放大了部分遗迹照片，彩图部分器物名称、编号与正文不一致的，均依正文修改。对原书错误以及确实需要补充的必要内容的修改，详见本书第 398 页到第 408 页的《修订与勘误表》。对原书误排或校勘疏漏的字词，有据可依者直接改入正文，未收入《修订与勘误表》。

　　2、图三六下反山 M12:98 玉琮由夏勇重新绘制，反山 M12:93、96 玉琮细部纹饰由张念哲补绘。

　　3、修订本增加了第 411页到第 442 页《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附录于后。为保存发掘简报发表时的风貌，均原图文照录，仅改正了原文误排的字词。版式依修订本正文格式编排。

　　4、承蒙德高望重的严文明先生允许，将其《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一文收入修订本。代为序。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2-01-25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蕴，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

　　今天，新华社重要政论栏目“钟华论”发表重磅文章《赓续中华文脉，光耀复兴之路》，文章指出：“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增添实证依据。”短短一句话，高度肯定了良渚在中华文脉中的特殊价值和复兴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以下请看全文：

　　文化因创新而辉煌，文明因发展而精彩。

　　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历经千年风雨而依然璀璨夺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轴上，写就光芒万丈的篇章。

　　读懂中国共产党，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一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发现并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性，夯实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价值基础和实践基础。这一历史进程，也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明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守正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民族文化之根，铸民族精神之魂，拓文明发展之道，用真理力量激活古老文明，用文化之火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赓续千年文脉，共襄千秋伟业，中华儿女开创未来，具有无比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

　　“致广大而尽精微”——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引用《礼记·中庸》之语揭示成事之道，展现出深厚的文化情怀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系列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进一步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十个明确”贯通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融会贯通，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新的征程上，吸吮着五千年中华文明丰厚的文化养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展现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指引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

　　江流万里，绵延不绝。在世界东方这片热土上，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和治理智慧，为克服艰难险阻、书写辉煌史诗提供了思想营养和精神支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0多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文化源头，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年春天，在“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下、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蕴，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

　　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拥有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拥有无比强大的奋进力量。

（三）

　　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大风泱泱，大潮滂滂，五千年文脉涵养了巍巍中华。翻开中国历史长卷，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历史风雨洗礼中，中华民族守常达变、开拓进取，中华文明推陈出新、赓续发展，造就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华文脉。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文明传承、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照，强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课题。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方法，回答了“传承和发展什么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在新时代赓续中华文脉、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照单全收、简单复古，而应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华文脉之贯通，通在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更通在结合时代新发展新语境，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和生命活力。

　　新时代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价值取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题中应有之义。赓续中华文脉，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擦亮人民幸福生活的文化底色。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呈现方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和日常生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印刻在古籍中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才能不断增强国民的志气、骨气、底气，用文化之光开启美好生活之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希望了解中华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的养分，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能推动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书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迸发，呈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生动景象。以创新方式探寻中华文化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唐宫夜宴》等电视节目广受青睐；幻化于《千里江山图》，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向观众展现跨越千年的丹青意韵；演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栖居，“国风博主”们的写意生活备受海内外粉丝追捧……

　　“又踏层峰望眼开”。新时代的中国，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中华文明日益彰显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影响力。

（四）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向领导干部提出“三个敬畏”，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

　　山高水长，不改的是守护文化根脉的赤子之心；斗转星移，不变的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如磐信念。

　　从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到加强自然遗产的保护；从推进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珍视中华文化宝藏，作出科学部署，凝聚各方合力，书写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新篇章。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这样说。据统计，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76.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藏品1.08亿件（套），有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册），成功申报世界遗产56项。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增添实证依据；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勾勒出“华夏第一王都”的恢宏气象；三星堆遗址考古又有重要发现，许多珍贵文物“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珍视中华文化宝藏的理念与行动，凝结着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关系的深刻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文化瑰宝，永远是中华儿女的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魂。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品”，必须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贯彻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甲骨竹简，写尽风雨沧桑；秦砖汉瓦，镌刻文明密码。珍视中华文化宝藏的理念与行动，彰显着对历史、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和责任担当。从历史走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自觉，践行“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向历史和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

（五）

　　“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中华文化一贯讲求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寄寓着先贤的理想，激荡着一代代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深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们既感受着思想的伟力，又仿佛打开了中华典籍的宝库。论著对传统文化精华旁征博引、取精用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中华文化智慧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

　　集千古之智，纳四海之慧。在治国理政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融通与运用、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吸纳与借鉴、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传承和升华，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不仅为推进新时代民族复兴事业注入强大思想力量，也为破解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复兴。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文脉悠远，与古为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赓续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激扬澎湃血脉的中国力量，我们必将书写复兴伟业新篇章、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2-23

第十五课 攻玉往事

　　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北面，大遮山的山脚，是良渚人堆筑的山前长堤——塘山。2002年，考古人员对塘山遗址（金村段）进行了发掘，进一步了解了该地段的营建情况，遗址里还出土了大量的石质制玉工具和残玉器，表明良渚人曾在这里从事过玉器的生产和加工。

图一 塘山遗址（金村段）具体位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塘山遗址（金村段）出土的用于“攻玉”的石器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为砂岩，作为砺（磨）石使用，器形较大者为粗砂岩，表面多见经反复磨砺形成的凹弧状磨面；器形较小者形状各异，有棒形、条形、球形等，用于修整玉器的细节。第二类为凝灰岩，推测为切磋用石，器形有片形、条形和不规则形，扁薄细长，其中有较多数量的石器为石镞改制而成，这类器物的磨磋面特别光滑，推测是在切割或抛光玉器时反复磨蹭的结果。第三类属石英岩，以黑石英为主，石质特别坚硬，从石英岩上经过敲击而来的石片，在打击修整后能得到刃部和尖端都极其锋利的小石器，应该是作为雕刻工具使用。

图二 磨石

图三 镞形切割工具

图四 雕刻用石

图五 片切割玉料

　　以上图为例，片切割是利用硬性的、或是稍有弹性的硬性片状工具，配合解玉砂来回运动进行切割，留下的切割面相对平整，后期打磨起来也相对省力。但是，良渚时期，受到片切割材料体量的限制，切割的深度非常有限。这种切割工艺，在玉器的成胚过程中主要使用在管、锥等长条形玉器上。

图六 线切割玉料

　　而线切割，则是利用柔性工具，例如麻绳，配合解玉砂进行切割，线切割留下的痕迹呈弧形。良渚时期，这一工艺主要用来切割平面体量较大的玉器，如玉钺、玉璧等；还能用于曲线造型，像是璜的半圆形凹缺、三叉形器的三叉成型、冠状梳背的介字形冠顶等；此外，也能用于镂孔。虽然在塘山遗址中发现的线切割的玉料数量较少，但线切割才是整个良渚时期最常用的切割方式，这也是良渚玉器制作工艺的一大特点。

　　另外，无论是使用硬性工具还是柔性工具，切割玉料的主角事实上还是硬度高于玉的中间介质——解玉砂，工具形态不同，解玉砂与玉器的接触方式也不同。

　　从出土的这些玉器加工工具来看，位于塘山遗址的这个玉器加工作坊很可能是一处来料加工的地点，对大块玉料的初步切割可能并不在此进行；而从残存的玉质遗物来看，这一地区比较多见的是与锥形器制作有关的残料，琮、璧、钺这些重器可能并不在此生产。

　　塘山遗址的这个制玉作坊，也说明了良渚时期的玉器加工存在着工序和器类的分工。一方面，从玉料的获取到搬运到大料的成型，再到精加工甚至刻纹，可能并不是在同一个地点进行流水线操作的；另一方面，不同器类的加工地点可能也不一样，在瓶窑地区还出土过素面半成品琮、半截琮、管钻芯，说明瓶窑地区还存在着其它玉器器类的加工场所。

　　这些在不同地点、从事不同玉器生产流程的良渚“工匠”们，可能本身就是良渚社会的上层，他们在经年累月的切磋琢磨里，生产出了一批又一批用于标识身份的精美玉器，构建起了良渚社会的“玉魂国魄”。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新华社 发布时间：2021-12-10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0年来，神州大地上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名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中的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在浙江省杭州市区西北部，闻名中外的良渚古城遗址以美轮美奂的玉器、气势宏伟的三重城、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证明中国当时就有了伟大的史前稻作文明和城市文明。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探中华文明之源

　　“以良渚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成果，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无可辩驳地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01年启动，集结了近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旨在搞清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过程、背景、动力和机制。工程确定了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作为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遗址。其中，良渚考古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王巍幽默地说：“我们当时就把宝押在良渚了。” 
   1936年底，杭州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管理员施昕更发现了良渚遗址。1959年底，在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工作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正式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

1986年11月拍摄的反山遗址考古现场。新华社记者 吴元柳 摄

2021年9月29日无人机俯瞰拍摄的瑶山祭坛遗址。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从1986年起，反山“王陵”、瑶山祭坛与高等级贵族墓地、汇观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莫角山遗址陆续被发现。2007年，良渚古城正式宣告发现。2016年，在古城西北面，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中国迄今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

2011年3月9日拍摄的良渚古城考古工地发掘现场。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教授说，四代考古人85年的努力，让世人重新看到了一个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曾三次访问良渚，称自己是良渚的仰慕者，“它让人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理解提前了1000多年”。 
   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王巍说，良渚古城成功申遗，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提供了一项东方文明的判断模式：有国家、王权、大都会、宫殿、社会分化、高等级手工业……

玉器之美 宫城之盛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了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这就是良渚古国。

　　从左上起，顺时针方向依次为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玉琮、木屐、漆器、陶片和玉璧。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成组玉礼器系统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琮、璧、钺、璜、锥形器、三叉形器、冠状器……良渚社会的一整套玉礼器系统，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在环太湖流域以及长江北岸，多个良渚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玉器，不少玉器上都有“神徽”。 
   “良渚对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物质层面的贡献是玉器。良渚玉器不仅开创‘藏礼于器’的传统，也为中华玉文化的形成奠定基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说。 
   良渚古城是这个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它是在湿地上兴建的，分三重，占地630多公顷，共有9座城门，只有1座陆门，其余均为水门。先民在湿地上堆起墩台，在台上修建房屋和宫殿。一座座墩台将成片的湿地隔成条条水道，人们临水而居。中国建筑设计规划研究院总规划师陈同滨研究员说，“三重空间、以中为尊”的理念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

红色方框中是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中的石坞水坝，水坝两侧为自然山体。受访者供图

　　距今5100年至4700年时，良渚先民建设了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工程利用原有山体和孤丘，兴建11座堤坝，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灌溉、防洪、运输等多种功能。

探索无止境 保护更深入

　　在良渚博物院，“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正在举行。展览综合了瑶山、北村、官井头等多处遗址的发现。方向明说，这些遗址在当年拉开了良渚文明壮阔的帷幕。 
    北村遗址位于良渚古城遗址以南约2公里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去年起发掘。遗址出土了聚落和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了不少玉器。其中，一枚龙首纹玉镯和一件玉蝉引人注目。

2021年11月18日拍摄的北村遗址出土的龙首纹玉镯。受访者供图（盛淑彦 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说，在5000多年前，龙的造型就出现在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的玉器上。而这枚带有6个龙首纹的玉镯，在良渚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见证了文化交流。 
   当前，良渚考古的重点是继续发掘古城内的手工业遗存和外围水利工程，并在古城外围全方位探查。在良渚古城周边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300多处遗址。而在良渚古城东北方向，直线距离18千米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在德清县雷甸镇中初鸣村周边，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最大规模的制玉作坊群。

这是中初鸣遗址群中的王家里遗址。受访者供图

这是从中初鸣遗址群中的王家里遗址出土的玉料、玉锥形器和玉管。受访者供图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工作也在深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副主任黄莉说，2018年9月，良渚古城遗址遗产监测平台投入使用，2020年底，以平台为基础，深度整合数据资源的良渚古城“遗产大脑”也投入使用。截至目前，“遗产大脑”已经收集到了800多万条数据信息，将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遗产监测、保护、管理的融合。

杭州良渚古城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内的监测预警系统大厅。受访者供图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2-03

第十四课 嵌玉漆杯

　　1986年5月31日，这是反山发掘值得纪念的一天——浙江省第一座良渚文化的显贵大墓反山M12终于显露了真容。下午3点，雷雨欲来，正在清理墓坑的陈越南用手托举着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递给了正在隔梁上商讨如何面对雷雨的王明达、杨楠和费国平。王明达看了一眼，从1.6米高的隔梁上跳下，急忙爬下坑，用竹片轻轻翻了一小块泥土，又露出了很多小玉粒和漆皮，这就是这座大墓中第一件被编号提取的珍贵文物——嵌玉漆杯。

图一 野外提取的嵌玉漆杯

　　这件嵌玉漆杯原是一瘦长形的宽把带流杯，器身用红漆和玉粒装饰。口沿外壁装饰有弦纹带，器身以玉粒为中心，绘有重圈、螺旋纹，整器精致华美。经过中国文物研究所胡继高研究员对实物观察后发现，器物表面存在凹凸不平的状况，漆杯的胎骨是先经雕琢呈浅浮雕的图样，然后再上漆、嵌玉，其工艺极为复杂，是良渚文化时期木作、漆作和玉作的集成之品。

图二 嵌玉漆杯复原图（方向明 绘）

　　可能也有读者发现了，博物馆里展示的嵌玉漆杯与上文提及的原物是不太一致的。这件编号M12:1的嵌玉漆杯发掘出土后，旋即被反山领队王明达送至上海博物馆。经过修复大师吴福宝先生历时数月的清理、加固和修复，才清理出首图的效果。吴福宝先生还在修复的基础上，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脱水木料作为木胎，用代用品涂“漆”嵌“玉”，制作出了今天在良渚博物院水乡泽国展厅展示的嵌玉漆杯。而也是因为无法在脱水后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头上雕琢浅浮雕和安装宽把，所以展示出来的复制品才会与原件有所区别，但其尺寸、色泽、嵌玉图案等均与原物相符，实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图三 吴福宝先生复原的嵌玉漆杯

　　制作繁复的嵌玉漆器，为良渚贵族大墓独有。目前发现的填嵌玉石、制作精良的漆杯、圆形器、囊形器只随葬于反山、瑶山等高等级大墓当中；中、小型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则仅仅是髹涂，而不使用填嵌工艺。而在非墓葬单位出土的漆器主要为日用容器，也不使用填嵌工艺。

　　漆器，是史前先民们观察自然、利用自然的又一成果。漆同“桼”，源自漆树皮层采割的天然树脂，《说文解字》“桼，木汁。可以?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

　　涂漆，可以保护器物，使其经久耐用，漆的黏性还能用来修补损坏的工具和生活用品。目前公开所见最早的漆器实物遗存是来自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漆弓，跨湖桥人把生漆涂在弓的表面，减少磨损的同时，用起来也更光滑舒服；而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的底部，有个直径20厘米的空洞，8000年前的先民利用了生漆的黏性，将一块削好的木塞粘补了上去。

　　涂漆还能装饰美观器物。6500年前，一只属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朱漆木碗，表明以桼为原料调和颜料实现了原料色彩配制技术的历史性突破；而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陶胎漆器实物遗存，在陶器上施漆衣，不仅增强了陶器的防水渗漏功能，更重要的是掩盖了陶质胎体的不足，增加了器表的光润度和绘画性，提高了陶器的装饰性和耐用性，这一技术又为崧泽先民所继承和发扬；到了良渚时期，木胎漆器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开了镶嵌技术之先河，嵌玉漆杯的发现表明良渚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生漆的粘结的特性，能够使得髹漆与治玉技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1-29

一张照片 帮我们找回良渚考古的原点

　　央视《中国考古大会》第一期录制现场，节目组将一张80多年前的旧照片重新上色，送给了良渚遗址发现者施昕更的孙子施时英，他非常激动。这张模糊的照片来自83年前他爷爷施昕更撰写的《良渚》考古报告，它记录了良渚考古的开端，隐含着考古人对祖国远古文化的拳拳之心。

　　翻开《良渚》报告的卷首语，施昕更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读着这段饱含深情的文章，我们仿佛回到了八十多年前，看着这个青年怎样历经曲折，揭开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序章……

　　在发现良渚遗址之前，施昕更是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助理，一位自学成材的青年地质学者，没有受过任何考古学训练。1936年5月30日，他受单位指派参与了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只持续了一天时间。因发现出土的石器在他家乡良渚镇常见，所以第二天就匆匆赶回良渚，开始了第一次调查。调查收获不大，他也毫不气馁，同年7月、11月又开展了两次调查，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不以为苦。转机来得猝不及防。11月3日下午2点，他在良渚镇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池塘底部发现了两块黑陶，觉得和《城子崖》报告中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一致，由此证实了一向被视为荒蛮之地的浙江地区，也有远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施昕更（左）与董作宾在棋盘坟现场

　　董聿茂先生主持的西湖博物馆对施昕更的发现极为重视，立刻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申请了发掘执照。施昕更于是在12月1-10日、12月26-30日以及次年的3月8-20日，以棋盘坟为中心进行了三次发掘。结果发现大量陶器和石器，引起学术界很大关注。

　　发掘刚结束的4月，国家级考古单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梁思永两位先生即来现场考察，两位先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大考古学家：董作宾，主持过殷墟发掘，与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合称“甲骨四堂”。梁思永，梁启超次子，毕业于哈佛大学，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考古学训练的学者，他还是《城子崖》报告的编写者。而施昕更对良渚黑陶的发现，正是受了《城子崖》报告的启发。他正撰写的良渚报告，也完全以《城子崖》为蓝本。

　　施昕更对这两位学者自然非常敬仰，曾专门请两位先生为良渚报告作序。这张照片就是施昕更带领董、梁二位先生现场考察时拍摄。照片被排在良渚报告的图版一的第一张，足见施昕更的重视程度。照片拍摄于一处桑地的沟边，施昕更立于画面左侧，左手张开指向沟内，当是指示发现黑陶的位置，董作宾立于右侧。而梁思永为啥没有出现在照片中呢？应该他就是这照片的拍摄者。施昕更的考古活动，从调查，发掘，整理，绘图，到联系出版，几乎都是一力完成，唯有照片都由同事钟国仪拍摄，所以施昕更应该没有相机，不会拍照。而梁思永留美归来，据说照相水平很高。所以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在良渚考古的第一地点拍摄的，施昕更这个考古新人和考古大家的珍贵合影。而在今天，他们3个人的头像都被镌刻在仰韶遗址博物馆外的中国考古百年纪念墙上，载入了中国考古史。

中国考古百年纪念墙

　　在董梁两位先生考察良渚的4月，施昕更已经基本完成了报告的编写，推算8月上旬即可出版。不料“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接着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博物馆南迁。施昕更在家等待了一段时间，最终在报告出版无望的情况下，泪别父母妻儿，携带报告原稿踏上流亡之路。

　　彼时博物馆已濒临解散，施昕更于是投笔从戎，赴温州担任瑞安县抗日自救会秘书。博物馆馆长董聿茂携稿找到流亡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呼吁拨款重印，获得支持。当时北上陆路交通已经断绝，博物馆同事钟国仪从海路绕道到“孤岛”上海，最终出版了这本报告。施昕更专门撰写了卷首语，感人至深。印完的几百本报告运回后，大部分被封存起来，并未在社会上发行。第二年5月，施昕更就因病缺医少药，于瑞安去世，年仅28岁。

　　这本封存的报告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90年代在浙江博物馆的一个角落被发现，方才重见天日。我们也才第一次见到了这张照片。报告所附的地图比例很小，只标识出棋盘坟的所在，所以我们一直不清楚施昕更精确的发掘位置。报告文字叙述是在棋盘坟边一个狭长的池塘里发现的黑陶，而现在棋盘坟周边全是稻田，并无池塘痕迹。为了找到精确位置，最近我们通过1972年的高清卫星影像，终于发现棋盘坟西侧确有一狭长池塘，并比对这张照片中的道路和远山轮廓等特征，最终确定了照片施昕更站立的位置。11月3日，是施昕更最初发现黑陶的日子，我们去了棋盘坟现场，让施时英在他爷爷当年站立的位置，留下了一张照片。

　　今年恰逢中国考古百年，也是施昕更先生诞辰11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时点，我们终于找回了良渚考古的原点，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也会成为新的起点，开启良渚考古下一个百年的征程。

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宁远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1-12

　　众所周知，玉琮在良渚文化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良渚国家社会创制与推行的象征图形符号体系当中的核心内涵。良渚文化玉琮主要出自墓葬，直接作为墓主地位与身份的标志性象征物。由于其特殊的造型且无一例外装饰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被学者们认为具有良渚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含义或宇宙观意义，是良渚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内容的内质。但是，学者们对于良渚文化玉琮具体功能或者说是象征意义的解读，却有着很多分歧。

　　一、已有的研究认识与存在的问题

　　诸汉文先生认为，玉琮源于土地经界和定居意识，滨田耕作认为琮为“中霤柱”的象征。张光直先生认为良渚玉琮是巫师贯通天地的法器，象征他们拥有财富与权力。刘斌先生遵从张光直先生的观点，进一步认为，良渚玉琮是与图腾柱有关的原始宗教法器，却又超越了图腾崇拜，兽面神徽具有类似殷人“帝”的性质。陆建芳先生认为张光直先生的观点过于强调“巫教”解读，不符合良渚文化的实际，他认为良渚玉琮展示了良渚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神人兽面神徽是死神形象，良渚晚期多节高琮与祖先崇拜和宗族相关。赵国华先生则提出良渚文化玉璧象征女阴、玉琮象征男根，张敏先生则做了进一步解读，认为“苍璧礼天”象征女阴玉璧与天父交媾，“黄琮礼地”象征男根的玉琮与地母交媾，判定良渚文化处于生殖崇拜的原始宗教初级阶段的神权统治，尚未进入祖先崇拜王权统治，进而要重新审视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或跨入国家社会门槛。邓淑苹先生曾认为良渚玉琮原本套于圆形木柱上端，作为神祇或祖先的象征，近来她认为，璧琮组配玉礼制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庙底沟至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形成，用于天地祭祀，表达“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此风影响到良渚文化晚期高大方正玉琮的出现。刘斌先生不赞同邓淑苹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尚无考古证据表明良渚玉琮是否插在木柱上使用，他推测良渚玉琮使用时平置或捧在手上。刘斌先生将良渚玉琮分为三式：I式横截面为圆形、无四角的圆筒形琮，神徽兽面处凸起;II式横截面为弧线方形（内圆），出现弧线形四角，四对角夹角大于90°，神徽兽面刻于对角两侧；III式横截面为正方形，四对角夹角等于90°，神徽依然施刻在对角两侧（图一）。I至III式玉琮早晚形制发展变化逻辑轨迹清晰，很难说是受外界影响所致。牟永抗先生也认同良渚玉琮形制由圆到方的发展轨迹，但他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看法。他认为玉琮原本是圆筒形，随着圆周平面旋转产生出四角从而形成方形，四角之间形成明显的纵向竖槽，已发现的良渚玉琮铭刻符号都刻在这条竖槽的顶端，表明这是一条宇宙观中人神交通的通道；而四角横向的分节线，则成为通往遥远空间的天梯，是另一条人神交通的通道；他还暗示，角与方的形成背后，是二分二至日出日落太阳视运动规律的认知。方向明先生在牟永抗先生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良渚玉琮的宇宙观构架是上大下小的两个圆面（即上、下射面）、四直槽（二绳）、四节面（四维），以复合的形式结合起来。徐峰先生提出良渚玉琮的“四方-中心结构”，表达“宇宙之轴”的深层观念，琮上雕刻的兽面神徽很可能象征太阳神，顺着宇宙轴上下起落。

　　从上述梳理，不难看出，对于良渚玉琮的形制逻辑发展脉络，学界认识比较一致。杨伯达先生通过解构良渚玉琮，认为良渚玉琮的原型是圆柱体，四角是附加的成分。

　　对于良渚玉琮功能与象征意义，在通神法器和表现良渚文化宇宙观的大共识下（生殖崇拜象征说基本没有得到认可），学者们则有很多不同的具体认识和解读。到目前为止，诸家解读都无法很好地解释良渚玉琮为何从I式琮圆形柱体（射孔小无法佩戴）或镯形（射孔大足以佩戴），“长出”II式琮四个大于90°的角，最后为何又变为III式琮90°的四角（图一）。

　　坦率讲，牟永抗先生“圆周平面旋转产生出四角从而形成方形”的说法，令人困惑；方向明先生“两圆二绳四维”的宇宙观，如何来解释I式琮圆柱体宇宙观？虽然徐峰等先生提出的“宇宙之轴”的解读，可以解读I式琮为琮之原型“宇宙轴”，而且萨满教宇宙观中，宇宙轴外在的形式可以是“宇宙山”或“世界树”，玛雅金字塔可以为例，这似乎可以解释II式和III式玉琮“长角”，然而良渚玉琮均为上大下小，世界上没有上大下小的山，金字塔却是覆斗形，可以像山；良渚晚期高体多节琮可以像树（图一：5），但是II式矮体琮如瑶山M2:22和III式矮体琮瑶山M2：:23怎么也难像树（图一：2、3）。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基于已有诸家观点的启发，打开思路，另辟蹊径，寻找更加合理的解读。

　　二、良渚玉琮造型的重新认识

　　我们首先承认，良渚玉琮从I式圆筒形、经II式弧线四角发展成为III式正方四角的形制演变轨迹是客观事实，我们首先汲取方向明和徐峰两位先生的观点，解读I式琮圆柱形或圆筒形上、下圆面分别象征宇宙观中的天和地，中孔则为“宇宙之轴”，联通天地。只不过，我们认为，在良渚文化人们的宇宙观里，没有“天圆地方”的观念，瑶山与汇观山回字形灰土沟遗迹有观测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日出和日落功能，这两处与天文有关的祭天场所是方形或长方形，恰恰可以佐证良渚文化没有“天圆地方”的观念。那么，良渚宇宙观中对于天地形状的认识，都是圆形的。

　　良渚玉琮宇宙观的解读，显然不能套用后来中原地区文献中所谓的“天圆地方”概念和“苍璧礼天，黄琮礼地”来解读，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良渚玉器的宇宙观解读没有相关的文献可以直接利用，那么我们试图利用宇宙创世神话学的原理和比较研究，来回溯性地探索良渚玉琮所反映的良渚文化自己的宇宙创世神话之概要。

　　古埃及最为著名的创世神话是赫利奥波利斯的宇宙创世神话。在这个神话中，努恩是原始海洋，相当于中国道家理论中的“水”。努恩的儿子叫阿图姆，意思是“完整合一”，相当于中国道家理论中“太一”。阿图姆从原始海洋中诞生出来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创造了立足之地“创世之岛”，该地后来被视为赫利奥波利斯神庙之所在，神庙最初祭拜的就是阿图姆神。后来阿图姆神又被人们作为太阳神崇拜，被称为拉-阿图姆。古埃及的神庙，不仅是神所处之所，而且是神于“第一时间”在“创世之岛”上创造了生命和宇宙的一切因素，它还是一个微观的宇宙或天堂的反映。因此，古埃及神庙的建筑构造，必定象征创世之岛（图二）。许多神庙的选址都有意选择比较低洼之地，让每年尼罗河泛滥季洪水淹没神庙建筑群的前、后较低的部分，仅保证最高处的圣坛神休息之地不被淹没。所有庙门十分高大，便于淹没季节船只出入神庙，以此象征世界从水中诞生。整个神庙建筑群也建成岛状，地面从神庙前部到中部的圣坛一直逐步抬高，圣坛之后地面又逐步减低，圣坛在制高点上，复制“岛”的形状。多柱厅里的巨石柱头装饰棕榈、莲花或莎草样态雕件（图三），象征创世之岛上繁茂的植物。丹德拉神庙的围墙逐段修筑，土坯砖块错叠成上下起伏的波浪形（图四），象征创世之岛诞生的原始海洋。古埃及人又认为，大地是浮在水（努恩）上的圆盘，埃及位于中央。阿图姆的儿子空气之神舒，将自己的女儿努特天空之神，与自己的儿子盖伯大地之神分开，他们原本互为夫妻，天地初开。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表明，古苏美尔人有类似埃及的创世观念，他们认为天空与大地的结合体，从原始海洋中产生出了宇宙山。天空父亲安（An）与大地母亲基（Ki）生出了空气之神恩利尔。不久恩利尔将安与基分开，开天辟地。值得一提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称之为“塔庙”，源于阿卡德语Zigguratum，意为“顶峰”或“高地”。

　　中美洲玛雅宇宙观中，将垂直空间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称为“kan”或“chan”，指日月星辰划过天空所经过的区域，现代天文学称之为“黄道”。下界被称为“西巴尔巴”（Xibalba），是一个孕育着生殖力量的潮湿之地，流淌着两条河流。玛雅宇宙观里平面被视为四方（版块）——东、西、南、北四方加中心，中心即为宇宙轴，被视为一棵巨大的木棉树，垂直贯通上、中、下三界，被称为“世界树”。三界所释放的超自然能量，沿着世界树上下流动；一般死者的灵魂沿着世界树进入下界，阵亡武士和分娩时死去的妇女灵魂沿着世界树可升入上界；上界的神灵可应中界人们的乞求，沿着世界树下降到中界。玛雅金字塔神庙被视为宇宙山，往往与自然岩洞或人工构建洞室相结合，岩洞和洞室则被视为下界（图五）。玛雅人还将大地比喻为原始海洋中游泳的海龟。玛雅的宇宙观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认为宇宙王国的四角分别由四位帕瓦吞神来支撑。

　　纵观古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玛雅的宇宙观与创世神话，虽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共性认知：其一，宇宙原始的状态是水，即原始海洋。其二，从原始海洋中产生陆地，陆地以岛的形式或以山的形式出现，或可称为宇宙山，苏美尔的塔庙称“顶峰”或“高地”，也就是山。其三，这些宇宙山都是神庙所处之地。其四，古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创世神话中，开天辟地必有一位英雄神。
　　中国古代文献包括地下出土文献有关创世神话大致有三个体系。其一是民间耳熟能详的盘古开天地创世传说，出自三国人徐整作《三五历纪》，没有更早的文献线索，可以推断为后出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盘古创世说”。“盘古创世说”虽晚，但是符合创世神话的一般规律，其最基本的内容如《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可知盘古创世说认为混沌的宇宙最初如卵，卵内生人英雄盘古，开天辟地，形成上、中、下三界。美国著名比较神话学家凯文·坎贝尔指出，世界神话中常见宇宙之蛋的壳是世界的框架，里面蕴含着繁殖力代表了大自然无尽的生命活力，宇宙之蛋常常爆裂开，从里面出来一个令人敬畏的人形，这是生殖力量拟人的化身，盘古创世说里，盘古就是这位宇宙之蛋爆裂后站出来的人。“在关于宇宙起源的民间故事中没有对遮蔽物背后神秘的长期明显的探索。穿过永恒的空白之墙，一个朦胧的创造者形象闯进来塑造了万物的世界。他的泥土具有如梦似幻的持久性、流动性及环境力量。大地还没有变硬，为了适合未来人类的居住，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情。”《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盘古创世说里，穿过万八千岁的“永恒的空白之墙”，盘古自己创造了风雨雷电、日夜、山林，死后尸骨化作江河湖海、山林草木。
　　中国古代第二个创世体系是《淮南子·天文训》一大段说辞：天地没成形的时候是混沌的，称太昭。道起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分清浊，清气上升而为天，浊气凝结而为地；天地袭精生阴阳，阴阳专精出四时，四时散精为万物。积阳热生火，火精为日，积阴寒生水，水精为月；日月之淫为星辰。接着《天文训》又嫁接了一段毫无关联性的“共工与颛顼争帝触不周山折天柱”的神话传说。《淮南子·天文训》创世说的前大段，将宇宙的本源视为“道”和“气”的观念，已经十分进步，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宇宙论可有一比，完全脱离了创世英雄神话阶段，进入到了哲学二元思辨的阶段，见不到创世英雄的身影，因此后面的“共工触不周山”的神话传说，已不是原初的创世神话，也与前文的创世观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古代第三个传世传说体系是伏羲-女娲神话，最完整和系统的文献，当属1942年9月盗掘出自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战国楚墓的“帛书创世章”。据冯时先生释读与分析，是迄今所能见到最完整的先秦创世传说的文献，新颖独特，与《楚辞·天问》等楚国史料史观最为接近，成为汉代纬书史料渊薮，其他传世先秦文献却无此类记载。冯时先生解读了楚帛书创世章传说大致的梗概：天地未形成之时，大能氏（能即龙）伏羲降生，他生于华胥，居于雷夏，当时宇宙广大无形，混沌一片。后伏羲娶女娲为妻，生下四子，他们用东、西、南、北、中五根天柱支撑天盖，从而定立天地，化育万物，于是天地形成，宇宙初开。而后，夏禹和商契上分九天，测量周天度数，下勘定大地九州，辛勤来往于天地之间；禹和契还敷平水土，导山导水，治理洪水。可是当时日月没有产生，所以伏羲女娲的四子依次在盖天上步算时间，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此后千百年，帝俊造日月，但当时九州不平，大地向一侧倾斜，于是四子此时又到天盖上，推动天盖围绕北极旋转，并维护支撑天盖的五根天柱。炎帝命祝融，让四子定出二分二至太阳在天盖上运行的三条轨迹，又将天盖用纲绳固定于地之四维，且定出东南西北四正方向。由于共工步算历法粗疏，导致阴阳历法失调，晦朔失序，四子创设闰法，理顺历法，人间才有了朝、昏、昼、夜之别。至此，宇宙创造过程完成。这套伏羲-女娲创世神话体系里，无形的宇宙混沌里，先诞生一个男人伏羲和一个女人女娲，类似亚当与夏娃，他们结为夫妻后，生下四子，化育万物，是四子用五根天柱支撑起天盖并加以维护，有类玛雅宇宙王国的四角分别由四位帕瓦吞神来支撑开天辟地，宇宙初开；后来四子确定了二分二至、四维、四方、阴阳历法、朝昏昼夜，足见四子在宇宙创世过程中，贡献最大。其他圣王则加入到宇宙创世的工作中来，夏禹和商契勘定大地，帝俊孕育日月，共工在其中搅局，用以构建宇宙框架中的善与恶。这套神话，在大致符合创世神话套路的同时，又添加了许多个性的说法，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杂糅，神话传说与历史传说杂糅，确实新颖。 　　

　　我们认为，《淮南子·天文训》关于创世观念的“道”、“气”说过于先进，“共工触不周山”的神话已不属于创世神话，因而对于解读良渚文化的创世神话没有参考价值。盘古传世说虽然体现了创世神话的一般套路，除了“龙首蛇身”的形象似乎可以影射良渚文化龙首纹环或镯，但该民间传说过晚，对于解读良渚文化创世神话的直接参考价值也十分有限。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之交的“楚帛书创世章”，则是明显区别于中原先秦文献系统的另一套伏羲-女娲创世神话，应该是长江流域古老的原始创世神话的战国版，对于回溯性解读良渚文化的创世神话，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首先从良渚遗址考古遗存本身入手，结合世界创世神话的一般套路，适当参考楚帛书创世章的传说，回溯性探索良渚文化自己的创世观和创世神话。
　　良渚遗址的选址，至少已经体现了原始海洋产生创世之岛或宇宙山的宇宙观了。良渚遗址所在的大遮山前平原区在良渚遗址之前，即距今7000~5100年前，仍是低洼地沼泽密布河流泛滥环境，典型的水乡泽国。距今5100~4300年间，该平原区水位下降，更多陆地出现，文化迅速发展，平原上良渚遗址多有分布。据刘斌先生总结，大遮山前平原地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遗址寥若晨星，都坐落在山前台地上；良渚文化时期，遗址数量从崧泽文化的几处猛增到100余处。
　　我们认为，良渚遗址选址时，就面临着“水乡泽国”的环境，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人工水利设施干预，大遮山前平原区并不适合大型都城遗址的选址。而良渚人为什么一定要选在这片水乡泽国中建立都城？很可能他们秉承的宇宙观中，宇宙最初是从原始海洋中产生的，神圣的都城也要从水中诞生。准此，良渚都城的选址在水乡泽国，便可以理解。那么，没有足够的陆地空间怎么办？良渚人在良渚文化早期，便设计并兴修了一系列工程浩大、功能复杂、系统化程度在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这样才使得距今5100~4300年之间，平原区大面积的水降陆生，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有“创世之岛”或“宇宙山”大莫角山作为宫庙区，反山作为王陵区。良渚人显然要以类似阿图姆水中造创世之岛行为付诸实施，将水中创造创世之岛或宇宙山的创世神话变为现实。
　　楚帛书创世章里，也有敷平水土、导山导水治理洪水的故事情节，只不过将这些功劳归于夏禹和商契，显然是受夏商周三代大禹治水传说的影响嫁接到了后世的英雄帝王头上。《淮南子·齐俗篇》也说“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条古史传说，其实是追溯良渚英雄治水的故事，飓风带来的暴雨洪水，良渚的英雄，率领着人民，用草裹泥技术，“聚土积薪”，兴修土坝体系，导山导水，治理了洪水，创造了“创世之岛”或宇宙山，让人民得而处之。如果正确理解楚帛书创世章的话，所谓的夏禹和商契治理洪水的故事，应当是伏羲-女娲及其四子的功绩。如果按照创世神话一般套路理解，楚帛书创世章里治水的传说，很可能是将良渚文化英雄创世神话治理洪水、创造“创世之岛”、宇宙山——良渚圣都的故事的影子，嫁接给了夏禹和商契。事实上，良渚文化将都城的创建纳入创世神话的宇宙观体系，这也符合古代城市宇宙观指导的一般规律，正如美国城市形态学理论大家凯文·林奇指出的那样：“这些宇宙理论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经过神话的描绘来解释城市的由来，解释城市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何会出现错误，因此，也告诉人们城市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何选址、改善和修正。”准此，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的宇宙观和创世神话，很有可能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玛雅的宇宙观和创世神话，同样存在一些共性。基于此，我们参考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玛雅三个文明的宇宙观构架和创世神话共性，来重新解读良渚玉琮。
　　良渚I式玉琮圆筒形，上、下两个圆圈面“射面”，中央为大圆孔可称为“射孔”。以往一些学者认为良渚玉琮象征天地沟通，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良渚玉琮的中孔，无疑如徐峰先生认为的那样——宇宙之轴，沟通天地或上界、中界与下界之间宇宙能量的孔道。我们认为，上射面圆圈面象征天，上射面圆圈及宇宙轴上射孔口中空圆面，共同组成上界天空，相当于玛雅宇宙观中的上界，日月星辰在上面运行，各路天神住在上界（图六）。下射面圆圈则象征大地，下射面圆圈与宇宙轴下射孔口中空圆面，共同组成下界——原始海洋及浮在原始海洋上的大地。I式琮上、下圆面之间的圆柱体，相当于玛雅宇宙观里的中界与古埃及和苏美尔创世神话中天地之间的空气，那么I式琮柱体表面雕刻羽冠兽面，很可能就是良渚文化创世神话中开天辟地的英雄神（图六）。

　　坎贝尔认为，创世循环的第一个阶段描述了无形式向有形式的突变，正如新西兰毛利人在“创世赞歌”中所描述的，空间中逐渐产生了两种没有形状的存在：潮湿和广阔的天空，从中又产生了天空和大地，天空和大地是众神的父母。从所有空虚之外的空虚产生了支持世界的神秘的、植物似的东西。这些层次对应着英雄在他探索世界的冒险中所听到深奥教义。
　　我们注意到，良渚I式玉琮的射孔宇宙轴是中空的，而且直径很大。这暗示良渚人认为，宇宙最初从无形的空虚中产生，首先产生出来的是天空和原始海洋（洪水），然后原始海洋即茫茫洪水中诞生了一位创世英雄神——良渚I式玉琮的羽冠兽面神徽（图六），牟永抗认为兽面双眼之间、鼻梁上方是“人面及羽冠”，我们认为此说可从，而兽面则为洪水恶龙（详后）。良渚创世英雄从洪水中创立了创世之岛即大地。一开始大地与天空可能还是合在一起的，后来良渚的这位创世英雄将大地与天空撑开，这就是瑶山M9:4玉琮所表现的宇宙模型，羽冠兽面神徽支撑在天地之间，占据中界（图六）。希伯来人的创世神话中，创世英雄就是一张被称为“我是”的巨大人面，变化出一系列事物，第一个产生的是侧面的头，之后“九道光彩夺目的光”随之出现，产生物还包括宇宙树的树枝。良渚I式玉琮羽冠兽面神徽与希伯来创世“我是”大脸，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相当于楚帛书创世章里的伏羲，他们都是“最初的宇宙之人形的自我”，也就是众生之父，分裂成了男人和女人，然后根据种类繁育出了所有生物。
　　我们发现，I式琮瑶山M10:15神徽是羽冠兽面头顶加两道弦纹（图七：1、2）。方向明先生分析认为，兽面羽冠的顶部有两道弦纹，也与介字形冠有关。我们通过瑶山墓地和反山墓地资料分析，介字形冠的实物就是与冠状器，瑶山和反山女性“王墓”单出；冠状器、玉锥形器组和玉三叉形器以及带盖柱形器，共同组合成完整的羽冠，仅见于瑶山男性“王墓”。于是，我们可以将瑶山M10:15玉琮神徽，分别解构为两幅兽面纹，一幅为羽冠神人兽面，羽冠象征着男性神人（图七：4）；另一幅为介字形冠兽面，介字形冠象征着女性神人（图七：3）。整体神徽画面是男性羽冠人神兽面与女性介字形冠神人兽面叠加（图七：2），既可以象征楚帛书创世章里伏羲与女娲的结合，也可以解读为伏羲本身就是雌雄同体的英雄，后来分裂产生出男神和女人。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良渚I式琮是象征着良渚文化最初的以宇宙轴贯穿上、中、下界的宇宙构架和开天辟地创世神话的法器，这是良渚文化初期利用宇宙观和创世神话附会良渚都城的由来，构建“国民”共同历史记忆，创制最初的玉琮象征符号系统。这套宇宙观和创世神话后来随着良渚文化与国家的衰亡，大部分失传，可能在楚帛书创世章里，留下了伏羲-女娲创世神话的印记。

　　后来，随着良渚文化宇宙观的进一步发展，大莫角山作为创世之岛、宇宙山的地位越来越神圣，越来越加强。良渚玉琮I式圆筒形体，虽然表现了宇宙轴及其所贯穿的三界，甚至图解了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图六），却唯独没有宇宙山的任何表现。于是，良渚人在I式琮体上，设计加上四隅宇宙山，这就是II式玉琮（图八：1、2）。杨伯达先生便认为，良渚玉琮“四角是附加的成分”结构。鉴于良渚I式琮上兽面神徽呈三、四、五幅面分布，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是I式琮神徽隆起成为宇宙山，从而形成II式琮。II式琮瑶山M7:50四隅宇宙山，装饰为戴介字形冠（纵梁冠）神人面，视觉效果如附加嵌入的建筑装饰构件（图八：3），更加证明良渚II式琮的四隅宇宙山是在I式琮体上附加的部分。由于良渚都城所在地区的山地和平原区的基岩残丘皆为峰峦，山峰绝大多数都大于90°，因此良渚II式琮的四角皆大于90°，横截面呈弧线形，并非要构建一个方形的地面。所谓的地面依然以玉琮的下射圆面体现（图六）。古埃及、苏美尔、玛雅的宇宙山都是神庙之所，乃祭神、降神与神沟通之处，所以II式琮除了保留了射孔的宇宙轴之外，还增加了四隅宇宙山作为通神的天梯，苏美尔塔庙在西帕尔语（Sippar）中就叫“通往圣天的楼梯”，牟永抗先生所谓良渚玉琮四角为“通往遥远空间的四架阶级式天梯”，堪称先见之明。

　　良渚城址的轮廓形态，能够佐证良渚文化宇宙观在早期偏晚和晚期，重视宇宙四角的宇宙山。良渚城址城墙建于良渚文化晚期。我们认为良渚的城墙与其说城墙，毋宁说是堰居式的围堤，当然，良渚都城的围堤不是为了围出“城内”堰塘或制造“垸子”（江汉平原民垸是指围堤保护圈内的居民点与农田），防洪水功能是次要的，主要功能就是屋基台子。良渚晚期随着良渚都城人口的增加或伴随水位的上涨，普通市民需要更多的屋基台子。良渚人将这些屋基台子设计成围堤，环绕在宫庙区大莫角山外围，外形轮廓设计的模板就是良渚的II式玉琮（图八）。良渚城址数字高程图显示，除了东墙中段略显直之外，其余各部分城墙总体上呈现出弧线状，因此良渚城墙形状其实就是一个大致周圆的“玉琮射面”。莫角山“创世之岛”大致位于“射孔”宇宙轴的中部位置。良渚城圈的东北角，有意借用了基岩孤峦“雉山”；数字高程图上显示，今雉山东侧还有一片残余高地，表明原来雉山规模比今天现存的部分还要大。城墙西南角则搭上基岩孤山“凤山”。西北角扁担山以南的泥土山原本就不高，被城墙直接占用。城址东南角略偏北、郑村以西有一片残留的高地，原本也应该是“山”（图九）。准此，良渚城址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隅，都利用了原始地貌的山峦，城址平面又呈“射面”圆周状，颇类II式琮瑶山M2:22俯视形状（图一：2）。由此可以推论，良渚文化晚期设计城址形态时，遵照的模板就是良渚II式玉琮，一方面更加印证玉琮在良渚宇宙观当中崇高的地位，因为一个王朝都城或城市命运的长治久安，与其城市形态的宇宙观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良渚II式琮的四隅，确实应该是“山”，在宇宙观中称为“宇宙山”。换句话说，良渚都城晚期城墙的修筑，既为了解决普通市民的屋基台子现实问题，同时也借机弥补良渚都城形态缺少玉琮所表现的完整宇宙观物化表象之缺憾。良渚都城形态之所以有晚期仿II式玉琮四隅山的城墙形态补救行为，恰好证明良渚早期都城选址与建设时，宇宙观中尚无四角宇宙山的观念，后来才发展出四角宇宙山，于是II式玉琮出现。

　　我们注意到，楚帛书创世章中，创世功绩最大的不是伏羲-女娲，而是他们的四个儿子。良渚II式玉琮四隅宇宙山上都雕刻着介字形冠人神（图一：2；图八：3），或可能就是楚帛书创世章“伏羲-女娲之四子”“新颖”传说的原始来源。换句话说，良渚都城“开国之王”以后的诸王，都比附为玉琮四隅宇宙山上的“四子”，在神话系统中自诩为良渚创世英雄之王的孩子。
　　更有趣的是，II式琮加上四隅宇宙山之后，俯视平面上确实可以体现四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二绳（正东、正西）、四正向（图一〇：1），同时也可以体现夏至、春分、冬至、秋分四个节点的日出和日落理论方向。刘斌先生分析证明，瑶山与汇观山祭坛上灰土沟方框的四维、二绳方向，分别是观测良渚都城地区夏至、春分、冬至、秋分日出和日落的天文指向线（图一〇：2、3），证明良渚文化确实存在着二分二至的观念。楚帛书创世章里，伏羲-女娲的四子，依次在天盖上步算时间，确定了二分二至，画出冬至、夏至和春秋分太阳在天盖上运行的轨道，实际上意味着标出平地观测时二分二至的日出和日落天文准线，正如瑶山和汇观山祭坛灰土沟方框四维二绳所表现的那样；四子更用纲绳将天盖固定在地之四维，也可以理解为固定在良渚玉琮四隅宇宙山上（图一〇：4）；四子还确定了四个正方向。我们惊奇地发现，楚帛书创世章里，四子有关二分二至和四维、四正方向判定、固定天盖于四维的创世功绩，都能体现在良渚II式玉琮的结构上（图一〇）。

　　楚帛书创世章里还提到，四子确定了二分二至之后，帝俊创造了日月。冯时先生分析认为，帝俊就是蹲踞式的至上神，良渚玉琮上完整版的神人兽面神徽蹲踞式（图一一），就是帝俊的形象。《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帝俊为蹲踞姿势天神，又创造十日，故古人以日中之乌名为踆乌。如此判断不误，良渚玉琮上的创世神话中也有创造日月的英雄人物，形象是后世人命名的“帝俊”，良渚人应该认为是四子之一，因为完整的神人兽面神徽与四隅宇宙山上刻画的简化神人四子（图一〇：4），是同一位英雄。不过，良渚玉琮上展示空间有限，没有刻画日月。尽管如此，还是有学者认为良渚玉琮神人兽面神徽就是人形化的太阳神，玉琮上的鸟形徽和鸟形铭刻图像也与“金乌负日”有关，尤其是首都博物馆藏良渚玉琮、上海博物馆藏良渚玉琮、吉拉斯藏良渚玉琮都在宇宙山之间的山谷近天顶（上射口处），加刻了台形立鸟符号，台形符号中央都一个负日阳鸟的形象。足见，这是对良渚玉琮原刻神徽没有明确表明日月创造创世神话情节的一个重要补充，反证良渚II式玉琮所表现的创世神话中，原本包含这四子创造日月的传说，只不过没有图像化表现出来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完整版的神人兽面神徽，仅从II式琮开始出现，I式琮绝不见，如果说I式琮的宇宙创世神话主要表现“伏羲-女娲”天父-地母式的神话，那么II式琮的宇宙创世神话可能更多地表现“伏羲-女娲”四子的创世功绩。良渚文化这种创世神话的先后迭代，不仅在楚帛书创世章中留下线索，而且与良渚玉琮形制和神徽的形制发展逻辑暗合符节，确实令人惊异于这条证据链的初步显现！
　　良渚晚期流行III式玉琮，四角宇宙山变为90°，高体多节琮数量增加（图一）。III式玉琮形态上的上述明显变化，仅从视觉美学优化和直角制作工艺简单化的角度解释是不够的。良渚III式琮四角宇宙山变为90°直角后，从立体观察，四角宇宙山更像是四根方形立柱相邻两面的侧露。这样的变化，其实在瑶山M2:23、反山M23:126和163玉琮已经初露端倪，四隅宇宙山已为直角（图一二）。

　　瑶山、反山、汇观山墓葬中，发现一些琮形小玉柱，三个一组，置于棺顶，这些琮形小玉柱，有可能是死者灵魂出棺通往上界的通天柱。这些棺饰琮形小玉柱，可以作为III式玉琮形态变化的观念来源。我们根据瑶山墓地出土的琮形小玉柱进行分析，将四隅大于90°者归类为小琮，将四隅等于90°者归为小琮形柱；将宽：高≤1:1.5者归为矮体，将宽：高＞1:1.5者归为高体。根据这样分类，我们将瑶山墓地出土的小玉琮和琮形柱统计为《表一》，并根据其相关的出土背景关系（M12与西区采集品背景关系信息丧失），大致推断这些小琮和小柱的用途，结果表明这些小琮和小柱可以用于棺顶饰（通天柱），也可以用作钺饰，M7的部分小琮形柱还有可能用作串饰，因此没有一定之规，也难分早晚。因此，我们推测良渚的小玉琮和琮形柱，主要的功能是棺顶饰通天柱，派生功能作为玉钺冠饰和端饰的缀饰，与串饰配伍是更次要的功能。

　　尽管瑶山墓地出土的小玉琮和琮形柱在出土背景关系中，分不出早晚，但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这些主要作为棺顶饰通天柱的小玉琮，应该以II式大玉琮为模板缩小而来，由于本意是表现灵魂通天柱子，所以将四隅大于90°的“宇宙山”，改变为直角的“宇宙支柱”，成为真正的“方柱子”。同时，不论是小琮还是琮形柱，都被认为是通天柱，所以都发展出来高体，成为III式高体琮的先河（图一三）。

　　值得注意的是，瑶山墓地绝不见III式高体琮，反山M21:4才是III式高体琮（图一三：8），显然是借鉴和瑶山M9:72高体琮形柱发展而来（图一三：7），此时玉琮的上下射面已变为正方形，仅射孔宇宙轴仍保留圆形。III式琮邱承墩M5:10则更瘦高，多达11节简化人面双弦纹介字形冠神徽，与瑶山墓地西区采集2846高体小琮颇为类似，只不过个体加大，且上下射面也变为正方形（图一三：5、6）。足见，良渚文化晚期的宇宙观，将四隅宇宙山发展成为四方宇宙支柱，有些类似玛雅文化宇宙观中宇宙王国的四角分别由四位帕瓦吞神来支撑（图一四：1、2）。方柱四角理当是90°直角，进而将III式琮的整体形态变为方柱状。原本作为棺顶饰灵魂通天柱的小玉琮和琮形柱，成为II式玉琮向III式玉琮转变的中介。不过，III式玉琮四隅的宇宙支柱在本质上与II式玉琮四隅宇宙山并不冲突，四隅天梯的功能也依然可以保留（图一四：1、2）。

　　值得说明的是，良渚城址的城墙虽建于良渚晚期，主要流行III式琮，但是堆筑城墙的建造过程中，不可能把四隅的宇宙山都削成90°直角，大致象形II式琮即可。
　　楚帛书创世章里，讲述伏羲-女娲的四子定立天地，其实就是用东、西、南、北、中五根天柱撑开天地，后来尽管夏禹和商契划定了九州，但是九州不平，大地和山陵向一侧倾斜，四子又来到天盖上，重新维护支撑天盖的五根天柱，推动天盖围绕北极转动。我们可以将这段神话理解为良渚文化III式玉琮四隅变为直角的“宇宙支柱”，上面刻画着或繁或简的“四子”戴介字形冠神人符号，玉琮的圆筒体则作为中天柱，整个天盖以射孔宇宙轴围绕天极转动（图一四：1、2），瑶山M2:2和3带盖柱形器，可以表明良渚文化存在天盖的观念（图一四：3）。
　　上述关于良渚玉琮形制变化分析，主要涉及良渚文化宇宙观模型和创世神话回溯性分析，大致可以知道良渚文化玉琮所表现的宇宙模型，不变是上、中、下三界观念，变化的是后来加入宇宙山和宇宙支柱的观念。良渚玉琮所蕴含的创世神话，在楚帛书创世章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大致可知为“伏羲-女娲及其四子”独特的创世神话体系。只不过，伏羲-女娲是后世文献的命名，我们不知道良渚文化的人是如何称他们的天父和地母的，但是神话中的神格和性质，应当与楚帛书创世章“伏羲-女娲及其四子”创世神话体系基本一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楚帛书创世章说伏羲是有能氏，冯时先生解释“能”即“龙”，那么良渚文化龙首纹玉器，可以为良渚文化创世神话与楚帛书创世章神话体系的关系，再加一环证据链。

　　三、结语 
　　良渚文化国家统治者，以玉为材质，以宇宙模型为形态，以创世神话为国家文脉的记忆进行装饰艺术化，创制了良渚玉琮象征图形符号系统，在良渚文化区内推行。玉琮的上、中、下三界以及宇宙山，是有一定具象的宇宙模型，同装饰艺术化的神徽图像，构成了象征图形符号的规范的、正式的表达内质与形式。良渚文化国家的统治者，教育“国民们”都是创世英雄“伏羲-女娲及其四子”的后人，从而引导他们情感认同上的“共情”，这是象征图形符号的内容的内质。而玉琮神徽图像与宇宙观模型高度聚合，具有一种既可感知又必须诉诸想象的神妙莫测的效果，这便是象征图形符号的内容的形式。凡是按照良渚玉琮使用规制随葬的人，都自我认同或被他人认同为“良渚国民”，所以良渚玉琮不仅是良渚文化的宗教法器，更是良渚国家政体推行的“国家认同”的象征图形符号。诚然，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的衍生功能，便是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的功能，表现在良渚文化的玉琮上，便是玉琮随葬的等级制度。虽然良渚玉琮集中随葬在权贵墓葬中，但是追随权贵的其他良渚文化墓葬的墓主人，在理论上也认同玉琮象征图形符号，因此也认同“良渚国家”。
　　而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玉琮与华西系玉琮，显然都是对良渚文化玉琮的“篡改”，与良渚国家认同没有任何关系，完全丧失了良渚玉琮原本作为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的功能。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 发布时间：2021-11-12

　　一万年以前，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迈入新石器时代，在打制石器的基础上学会了磨制石器。如果以25年为一代人，又经历了大概200多代人继承、总结和发展，到了良渚文化时期，良渚人展现出了对石头这类自然资源超高的认知和使用能力。
　　良渚人能够根据石器的使用场景和使用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石料，以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如果这件石器是易耗品，比如石镞，每次射出之后很容易丢失，那么制作者就会选择取料方便、加工简单的石料；而如果这件石器打算长期使用，又希望它能够耐磨耐耗损，像是作为加工工具使用的石锛，那材质坚硬、不易破碎的石料即是首选。岩石的自然环境甚至也是可供利用的因素。比如石斧这类砍砸器，从溪沟里挑选形状相似的石料，简单的加工打磨，即可投入使用，降低了制作时间，也减少了使用的成本。

图一 石镞

图二 石斧

　　除了深谙石料的挑选之道外，良渚发达的石器产业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在于精细化和专门化的石器工具体系，其中又以石锛为甚。

　　石锛，主要作为木作的工具，也是良渚时期出土的除石镞外最常见的石器工具。根据形态不同，功能上分别类似锛、单面斧、刨子、凿或扁铲，主要用于斫削、刨木、平木、刳木、开卯等精细木作行为。而为了适用尺寸、造型不同的木料，形态特征相似的石锛还有大小错落之分。
　　浙江余杭的南湖遗址发现过三件带柄的石锛，不同装柄方式展现了石锛的不同使用场景。
　　第一种，与石斧的装柄方式类似，石锛和木柄呈“L”形，这种装柄方式更适合砍劈，木柄也普遍长一些。柄长意味着臂距长，传递到石器上的作用力也相应的增大，更适合伐木等重体力劳动；相应的，这种木柄的头部往往会显得尤为粗大，一方面是让砍伐更省力，另一方面也让承接石器的卯孔更为牢固而不易破裂。

图三 “L”型石锛

　　第二种，石锛与木柄呈“T”字形，石锛的装柄位置位于柄身的中央。这种装柄方式为目前仅见，从工具的形态上推测这种装柄方式更适合刮刨，将木料修整成更为趁手的形状，再进行下一步加工。

图四 “T”型石锛

　　第三种，石锛与木柄呈“一”字形，石锛装柄在柄身的顶部，这种装柄方式可能更适用于掏凿。与“L”型木柄不同的是，这种装柄方式的木柄一般要更短一些，大部分在20-30厘米之间，适合在木料上进行如开卯等精细加工。

图五 “一”字型石锛

　　这三种带柄石锛的使用，基本涵盖了木作工艺的各个流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渚人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选择利用石器的巅峰，成套成体系的石器工具的背后是实用需求的推动。建立在发达稻作农业基础上的文明，满足了温饱之后，通过石头和木头的配合，制作出了建筑的木构件、日常生活使用的木器、保护双脚的木屐、小朋友的陀螺玩具，建造出了他们的城市和家园。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1-07

穿越五千年的曙光

　　2020年元旦一大早，我收到阿鲁（史鲁航）老师发来的新年祝福——照耀在良渚古城遗址上的新年第一缕阳光。这是他刚刚拍下的照片，凌晨4点多他就已经赶往良渚古城遗址拍摄了。

史鲁航/摄

　　那之前不久，我和阿鲁老师一同在良渚拍片，专访世界考古学泰斗、年逾八旬的剑桥大学退休教授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先生。老先生高度评价良渚考古发现，坦言良渚改变了他对中华文明的看法。我提到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着许多中国文物，其中就有珍贵的良渚玉琮、玉璧，老先生欣然表示如果我们摄制组前去拍摄，他一定作陪向观众介绍那里馆藏的良渚玉器。告别前，伦福儒先生送给我和阿鲁老师每人一本他的著作《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Archaeology：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并略带歉意地解释“这是第六版，还来不及把良渚文化写进去，一定将其写入第七版”。

　　采访结束，我们继续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拍摄。仰望苍穹，灰黑色的天幕上已悄然挂着一弯新月。阿鲁老师快乐地说，拍摄《良渚》，让他遇见了五千多年前的月光。他那一脸灿烂的笑容，深深感染了团队的每一个人，一天的辛劳顿时烟消云散。

史鲁航/摄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它所演绎的古国文明的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丰厚滋养。当日晚，由集团出品、国际频道承制的三集纪录片《良渚》连续三天在浙江卫视、浙江国际频道、新蓝网和“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等多个平台播出，取得了良好收视效果。

　　作为后来加入者，我并没有参与《良渚》系列纪录片的创作，但我切实感受到了这部片子的影响力。因为片子播出之后，我们迅速收到了太多来自国内和海外的反馈。
　　鲁安是美国中华艺术宫的创始人兼馆长，他为片中出现的玉琮、玉璧、玉钺等感慨不已，“ 良渚古玉虽然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但加工工艺已经非常发达，代表了我们先人手工作坊的伟大成就”。旅法舞台剧演员迦南说，“纪录片从良渚文化的开端起源，到玉器、到外围水利工程的介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澳洲华人林书荣表示回国后一定要到良渚感受一下古城遗址的魅力。
　　在三个月后召开的首届浙江省国际友城媒体合作传播论坛上，国际频道现场播放了在《良渚》纪录片基础上精剪制作的英文版同名短视频，嘉宾们神情专注，看完之后热烈鼓掌。四家欧美电视台当场与浙江国际频道签署了《良渚》等人文纪录片全球展播合作备忘录。第二天嘉宾们到良渚博物院参观后，又有多国媒体向我们询问纪录片情况。此后，又有多个国家的主流电视台负责人也陆续表达了在他们的平台播出《良渚》纪录片的意愿。
　　国际市场的初步认可坚定了国际频道做好良渚文化全球传播的信心。频道决定，抓紧把《良渚》纪录片译制成英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的外宣版本，在国外主流电视台和影响力大的社交媒体进行推广，并根据不同国家精心制订了推广计划，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
　　又一个月后，2019年12月，好消息传来，《良渚》成功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优秀国产纪录片名单，这意味着这部片子得到业内专家的赞赏，传播渠道将会更广。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良渚》之所以能得到普通观众、媒体大咖和考古学者的一致认可，是因为对还原历史的极致追求，对光与影的耐心守候，对每一帧画面的匠心雕琢。每一秒画面，都凝聚着许多同事的心血。如何才能在空旷的遗址上拼出一个完整的五千多年前良渚古城生活图景？
　　我知道主创团队一次又一次地去实地查看和调查，日复一日，摄制组追随着太阳的轨迹，捕捉阳光、植物、动物、鸟和水等元素，把自己融入到先民的生活场景中去，让自己跟良渚越来越近，拍的画面也越来越有感觉。

　　前几天，我再次收到阿鲁老师发来的良渚照片，同样的场景，不同的光效，阿鲁老师说这是“复活的良渚”。或许，这是我们电视人的共同心愿：用电视语言让良渚“复活”，努力把“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作者：邓冲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国际频道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0-29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考古百年：那些从0到1的跨越》，细数中国考古不断翻越的高山，见证考古人筚路蓝缕的摸索。第十篇《中国考古向何处去》，讲述中国考古人如何用良渚遗址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

　　上下五千年是每个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史的普遍认知，但是在国外考古界却存在另外一种声音，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最多只能追溯到殷商，距今也就3000多年历史。中华文明难道真的只能从商朝算起吗？我们的上下五千年又有何依据？2004年，针对这一问题，中国考古界启动了一项超级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工程的目的就是通过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最核心的就是5000年文明究竟是一种虚言还是有历史的真实。

　　如今，17年过去了，王巍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大的成果就是中国的考古人通过考古资料实证，在距今5300—4300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区域率先进入早期文明的阶段，而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良渚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2007年，考古人员在浙江余杭良渚的莫角山遗址四周揭露出一周人工堆筑的石块遗迹，这些遗存便是良渚时期的古城墙基址，在同时代的中国城址中位列首位，其年代与规模堪称“中华第一城”。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浙江大学教授）：古人设计的时候，肯定对四面三川非常了解。首先，他有个观念就是“以山为裹”；其次，古城离开山有一定的位置，比较安全，它也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良渚古城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不仅如此，王巍表示，中国考古人也提出了从考古遗存判断进入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既适合于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适用性。

良渚古城遗址

　　王巍：生产发展、手工业专业化、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在考古中大的遗址、都城、高等级的建筑、规模大且随葬品种类丰富的墓葬，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表明等级身份的，我们叫礼器。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常见的现象，少部分人对绝大部分人进行控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形成了这些就可以判断进入文明。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坚持“以物论史”是中国考古界始终坚持的方法论。科学探索遗存、时空与人的内在联系，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王巍认为，“田野考古”传统也是中国考古学的显著特点。

　　王巍：国外也有一些沙发考古学，坐在沙发不研究不参加田野，然后想出一个模式，但实际上中国考古的传统就是从田野第一线科学严谨地获取资料出发，我们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田野考古。

　　从历史中来，向未来而去。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已刻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如今，站在百年的新起点上，中国考古人将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让更多的国家宝藏公诸于世、让更多的公众走近考古，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素材来源：中国之声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余杭晨报 发布时间：2018-09-07

　　“It’s the emblem of Liangzhu site?I want this bag.”（这是良渚文化的神徽吧？那这个包我买了。）9月6日上午，一位国际学者在参观之行开始前，被良渚博物院入口左侧的游客中心所吸引，并在上百件文创产品中相中了一个帆布袋，在确认所绘图案是良渚古城遗址的神徽后，火速下单。背着良渚古城遗址的“大眼睛”，她与同伴开始一上午的参观行程。
　　在参加第四届文化遗产世界大会良渚古城国际研讨会之前，200多名国际专家学者前往良渚博物院参观。这座“收藏珍宝的盒子”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抱歉，我们参观花了太多的时间，可能会耽搁后面的行程”
　　一次性带领数十位国际专家学者参观良渚博物院是什么感受？良渚博物院志愿讲解员们回答是“讲得越详细越好，走得越慢越好”。协助翻译的志愿者说，良渚古城遗址令这群专家学者十分好奇，他们在每一个展示柜前静静驻足，或拍照记录或低声交谈。因为在参观点位停留时间长，有专家还不好意思地对她说：“抱歉，我们参观花了太多的时间，可能会耽搁后面的行程。”当志愿者讲解员告诉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参观时，这些专家学者一边说“太棒了”，一边又开始对着文物认真讨论起来。
　　国际思辨遗产研究协会主席、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教授露茜·莫里赛特对展厅墙上那条标注良渚古城遗址所处年份和考古挖掘过程的时间轴赞赏不已，她用了5分多钟把时间轴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浏览了一遍。“只要看看这条时间轴，我对良渚古城遗址和它的挖掘过程就有了基本了解。”她认为，对普通人来说，良渚博物院“是了解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的好地方”。
　　经过十个月闭关“修炼”后的良渚博物院，不仅环境优美，内部空间宽敞明亮，文物种类齐全，而且运用了多种国际先进的展陈技术，如360°无死角陈列展示柜、全息影像技术重现良渚先民的面容、文创产品众多的休憩区等……都令参观体验舒适度大大升级。
　　“今后我会把博物院放到我的教案中，通过课堂、讲学演讲向更多的人展示良渚”
　　良渚博物院的诸多优点自然不会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习终身教授纳尔逊·格拉本所忽视。在昨天的良渚之行中，这位头发花白、身穿花衬衣的教授大方地表达了对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博物院的兴趣和肯定。“在数千年前的中国能发现文明程度这么高的良渚古城遗址，着实令人惊讶。”最令他赞赏的是，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按照“保护第一，应保尽保”原则，对良渚古城遗址进行长期的综合保护，将“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文物完好无损地保护在地下”。同时，他也表示“把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放进课本、借助媒体向公众展示推广等都是有利于遗址保护和传承的方式。”
　　站在博物院的玉琮前，作为斐声国际的旅游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纳尔逊·格拉本教授曾指导多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旅游项目。他说：“良渚博物院之行，让我对中国博物馆学有了全新的认识，今后我会把博物院放到我的教案中，通过课堂、讲学演讲向更多的人展示良渚。”同时，他也希望良渚古城遗址、良渚博物院能创造更多对外展示交流的机会，“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良渚、认识良渚文化。”
　　“良渚古城遗址产生的时间和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处于同一时期”
　　在良渚博物院，身高近2米、来自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主任、物质文化研究教授迈克尔·罗兰兹为了看清楚良渚玉琮上的神徽，弯着腰、拿着眼镜看了又看。
　　“虽然我没能看到，但从讲解词上我也能了解这个玉琮的特殊之处。”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座优秀博物馆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无论大人小孩，无论什么学历背景，所有人能够不依靠人工讲解就能自行了解文物、遗址内涵”的地方。
　　对于良渚古城遗址，他说：“良渚古城遗址产生的时间和我们已知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处于同一时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发现，在促进良渚古城遗址保护上，民众保护遗产的热情与自上而下的国家保护干预同样重要，博物馆和其他文化空间可被视为跨文化对话的机会，以促进民众保护遗产的热情。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文明官微 发布时间：2017-12-07

一座城，一条街，
一段路，一个故事，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文正街、汀兰路、望梅路、昕更路…
大临平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
新城内的很多街巷道路的名称都
与临平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
有的百年不变，有的多次更换

今天，小良就为你分享一条道路的故事

交通系统：位于南大街以西，人民医院以东，南北向城市支路。

昕更路源自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1911—1939)

　　施昕更先生生于1912年，1936年底开始先后三次在良渚进行考古发掘，是良渚遗址的主要发现者之一。在战火纷飞的三十年代，施昕更先生撰写并出版了首部良渚文化考古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为良渚文化的发掘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良渚文化现代科学考古第一人。
　　良渚文化，古即有之。从宋玉、汉玉，直至认定是5000年的良渚文化，施昕更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他刚好生长在良渚，成长在那个时代。在《时事新报》《东南日报》《美术生活》《浙江青年》中的诸多文章、图片以及施昕更的力作，施昕更是无可争辩的良渚文化发现人。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前身）工作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址，后经证实，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
　　良渚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约5300－4000年，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陶器。

　　施昕更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为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良渚文化发现人，故命名“昕更路”。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文明官微 发布时间：2017-11-21

从小到大你听过多少传说？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愚公移山…
神话传说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
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特性
小良在一则神话中看到
东海是鸟的国度
有“人面鸟身”之神
而与这个神话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良渚人
正是崇拜鸟的民族
今天小良就带你走进
神秘的传说之——“羽人的后代”

　　用当下很文艺的一句话来说“喜欢你就是想我的生活印记里都有你”。在良渚文化骨器和玉器中，鸟的形象频频出现，有鸟形立体圆雕，也有雕刻在器物上的鸟纹。不仅如此，良渚人的部落标徽神人兽面纹中神人都头戴羽冠，这一切都显示出良渚人对鸟非常得崇拜。

　　根据小良对良渚人的了解，鸟能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而在良渚人的心中，神灵是居住在天上，那么鸟就成为了人类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人们善待鸟，呵护并且尊敬它，就像讨好着神灵身边的“红人”一样，能够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另一方面，每天的朝阳升起时鸟会起飞，日落时鸟会跟着夕阳的沉落慢慢失去踪迹，鸟似乎与太阳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是负载太阳每日东升西落的“飞船”。

　　小良的推测并不是纯属胡猜~在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的两处良渚文化遗址中，共出土了五件圆雕的玉鸟，这些玉鸟均为扁平器，无凶猛之感，在鸟的腹部均钻有牛鼻状隧孔。其它遗址也出土了类似的器物，其中一件尖喙短尾，呈展翅飞翔状，鸟背中间雕刻有一个鼓状凸起的圆形图案。毫无疑问，这个圆形图案就是太阳的象征。这件玉鸟的出现力证了小良的推测——良渚人认为太阳的运行就是靠鸟的飞翔而实现！

关于鸟与太阳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只有良渚人才这么认为
接下来到了小良的科普时间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意思是说，大荒之中有个山谷叫汤谷，汤谷上有棵树叫扶木，一个太阳刚刚返回，另一个太阳便立即出去，都是由三足鸟驮着。三足鸟为何物？我们现在见到的鸟类只有两足，古人则认为还有一种三足神鸟，其职责就是背负太阳运行。

　　乘坐过时光机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在良渚人的心中，“神人兽”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神，因此大部分良渚文化出土的器物中，神人兽面纹是主角，鸟纹一般都作为辅助纹饰出现。

　　有趣的是，在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鸟纹玉璧和陈列在良渚博物馆的另一件鸟纹玉璧成为了例外。这两件玉璧的纹饰几乎一样，自上而下是鸟、杆状物和台阶。专家认为，鸟可以被看作是太阳的化身，中间的杆状物可以看作是《山海经》中所说的扶桑树，而下面有台阶的长方体，应该就是祭天的祭台，也可以说成是祭拜太阳的祭台。

　　在出土的良渚文化器物中，刻有鸟纹的多为祭祀器和陪葬物。看到这句话，相信各位小伙伴也都明白了鸟纹含有的另外一种意义。

　　在前文中也提到了良渚人在日常生活、劳动之余，仰望天空，看到鸟儿在自由地飞翔，就很想借助于鸟与天上的神灵沟通。人生数十载，匆匆走一遭，每个人也希望自己在离开这个世界后能够进入另一个新的美好世界，于是鸟就便被良渚人想象成神灵驭使的工具，助力实现他们的愿望。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文明官微 发布时间：2017-11-20

在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中，
玉器的数量占了很大的比例。
而这些玉器雕刻技艺之精湛，
也令人赞叹不已。
今天，小良就为你揭开
良渚玉器的神秘面纱...



1987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瑶山遗址M2出土

　　这件玉器带有褐色瑕斑，中穿圆孔，整体呈矮柱状，玉器的外壁有着轻微的弧度。在它的转角处有着4个长方形的凸面，其上以转角线作为中轴刻有神兽纹。整个图纹被一横向浅凹槽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图纹下部浅浮雕对称的椭圆形眼眶，其中刻重圈及卷云纹，两眼之间浅浮雕加阴刻，表示兽鼻。玉器的顶端虽不平整，但经过打磨。

1986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反山遗址M15出土

　　这件玉器呈南瓜黄的颜色，并夹杂着褐色块斑。平面整体呈宝盖头的结构，就像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台阶形玉片的结构。在下端扁榫上有三个等距的对钻小孔。玉器的正反两面以透雕和阴线刻划相结合的技法，对称雕琢肢体俱全的神人图像，为填刻光芒线的宝盖头冠帽，倒梯形脸部，单圈眼，一侧刻划眼角，刻划有牙齿的宽嘴。

　　在神人上臂的两侧，各“持”有鸟的形象，这一部位的纹饰或可视为兽面纹的双眼，神人胸、腹部位为一般常见的圆拱形结构。两面的纹饰除个别刻划线条的结构有区别外，其余均一致。

198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瑶山M2遗址出土

　　这件玉器采用青玉为原料，有少量灰褐斑。整体造型呈扁平体，头部前伸，两翼舒展，底中部微凸。玉器的背面平整，钻有3对隧孔，其中两翼上的2对隧孔与侧面对钻。正面在鸟首尖端用浅浮雕和阴刻线琢出神兽纹，主要表现在嘴部和双眼上。

　　比较有趣的是，如果将鸟嘴向下的话，看上去既像是一只俯冲而下的青鸟，又像是一个挺角露齿的牛头。

1987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瑶山遗址M2出土

　　这件玉器呈扁平圆饼形，中间有着对钻的圆孔。玉器的外缘部分有3个浅浮雕凸面，上面采用阴线及浮雕均等地刻有3个“龙首”纹，朝向一致。图纹之间刻双线弧边菱形，器表有弧线状切割痕。

　　初看这件玉器纹理，或许会让人联想到现在广式月饼的外观，只不过在月饼的外表并不会在中间打上孔。

　　这件玉器以黄白玉为原料。在外壁以浮雕和阴线刻相结合的方式，雕刻有三节半龙首纹图案，每节上下各雕琢四个近圆形凸块，上面代表眼睛，下面展示鼻端，是龙首纹图案化的一种表现手法。

　　至于第三节只剩下了眼睛的部分，推测是事先被截取的缘故。值得一提的在出土时，这件玉器与下面这件三叉形器紧邻，可能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匹配的联系。

1987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瑶山M7遗址出土

　　与玉管紧邻的这件三叉形玉器，带有黄色的瑕斑。其中左右两叉平齐，中叉相对较低，而且有竖向的直孔一个。一面有着刻纹，另一面则光素。

　　细节方面，左右两叉均刻有侧面相向的神人头像，神人头戴羽冠，长着方形脸庞，单圈眼，嘴内刻有上下两排整齐的牙齿。

　　中叉上端有五组直向羽冠状纹，表示羽冠，以此象征正面神人像；下端阴线刻兽面纹，有象征性圆眼、狮鼻和獠牙。这是神人和兽面的另一种组合形式。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文明官微 发布时间：2017-11-17

　　天刚有点蒙蒙亮，四处都还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良渚先民开启了新一天的旅程。起床洗漱，把辫子梳好，穿上衣服，去迎接朝阳啦~

▲良渚文化玉背象牙梳

　　良渚人选用象牙材料做梳子，用它梳理头发时，不会产生静电，易于梳理通顺且不伤头发~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麻布片

　　良渚先民对衣服的选取可是相当考究呢，苎麻通爽的质性成为了衣服的主要原料，在南方地区暑湿闷热天气里做衣料，那效果可是杠杠的！

　　吃饱喝足休息完，拿起我们的翻耕工具——石犁，就要开始劳作啦~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分体式石犁

　　食物是生产的原动力！为了获得更多的稻谷良渚先民只能选择改良工具这条路子来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生产了，石犁等农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发明使用的。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啦，古代良渚人也是一群实打实的“吃货”！为了食物get到了不少的技能~

　　太湖流域水网密布的沼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恣意生长的水稻自然成了良渚先民的主要食物。所以，良渚先民还有个“食稻之民”的别称~

▲良渚文化黑陶鼎


▲良渚文化黑陶椭圆形刻符豆

　　鼎其实就是“三条腿的锅”，良渚先民们用它煮饭。而豆就是盛菜的器具，“豆”的形状，上面有点类似我们今天使用的盘子，下面则有个高高的托。

　　这里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这个“豆”那么高？是因为良渚先民用餐是席地而坐的，盛菜的豆需要一定的高度，才可以让人有种视觉享受~

　　精致girl的衣柜里是永远少一件衣服的。下午，心灵手巧的良渚小姐姐们就会开始编织衣服。良渚小姐姐将整好经线的织机套在腰上，用腰背把卷布轴系于腹前，再用双脚蹬起经轴，一手用开口刀逐一穿过经线，穿好之后竖起，使经线分组，形成开口，然后用木质的细棍绕线引纬，放平开口刀，轻轻打纬后抽出，然后开始下一纬的织造。

　　不得不佩服一下良渚小姐姐的审美意识，在纺织这件事儿上，点线面的几大平面构成基本元素——齐活儿了！

　　小姐姐们编织衣服，少年们就在为了晚餐而准备啦！吃货的本能使良渚少年们get到了捕鱼的技能，他们研究出了一种名为“陶网坠”的工具，以灰陶烧制。网坠的作用是结在网的下端，使网下沉，让小鱼儿跑进来~

▲出土的网坠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应该惬意地放慢下节奏啦，喝杯小酒，颇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豪放。

▲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葡萄种子

　　良渚先民除了引用米酒外，还饮用一种包含有稻米、蜂蜜和葡萄的混合型发酵饮料，口感可是相当不错呢。

　　酒足饭饱，就来好好欣赏下自己的杰作吧~

　　良渚玉器气势雄伟，讲究对称均衡，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是中华玉器发展的一块基石！

　　终于躺平啦~睡前日常迷信，心想着这个神人兽可能会带来好运吧。

　　良渚人生活中最重要且特殊的玉器、象牙器、衣服上上，几乎都装饰一种被叫作神人兽面纹的图像，显得高高在上、唯我独尊。

游客您好
时光机之旅已经结束了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17-11-14

　　如果大禹治水还是一个传说，那么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良渚地区的水坝可算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2009年以来，良渚古城附近的水坝遗址陆续地被考古工作者们发现，这一发现不仅使华夏文明有了可以比肩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水利系统，也让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在惊叹的同时并强调说，如果他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再版时一定要把我国的良渚文明加进去。
　　自良渚遗址1936年被发现以来，已经走过整整80个年头，“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也成功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良渚在大众眼中的知名度并不如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等地那么高，这又是为什么？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大墓和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的主要发掘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杨楠教授，请他为我们讲述良渚背后的故事。

杨楠教授

　　澎湃新闻：您当年参加过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大墓的考古工作，接着又主持了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的发掘，那么良渚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杨楠：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一直是探讨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形成的一个重要区域，它包括现在的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在距今7000年至4000年间，该区域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传统。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不仅代表了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也被认为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是由于良渚文化与同时期其他文化相比，发达程度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现象实在令人刮目相看，例如良渚人在农业生产时已广泛使用石犁，而这在其它文化中却十分罕见；它的玉器制作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发达的轮制陶器技术也只有龙山文化可以比肩；此外，它的丝绸业和漆木业也处于领先地位。总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江苏的寺墩、上海的福泉山和浙江的反山贵族大墓、瑶山及汇观山祭坛、莫角山宫殿、良渚古城以及良渚水坝为标志的重大考古新发现表明，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文明形态。
　　我有幸跟随领队王明达先生全程参加了1986年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墓地的发掘，并负责M14、M17和M20这三座大墓的发掘和绘图工作。反山墓地的发掘，实现了良渚文化田野考古上的新突破，不仅确认反山实为人工营建的大型高台贵族墓地，还首次准确地找到墓葬的开口层位，并清理出11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彻底改变了以往认为良渚文化就是流行“不挖墓坑、平地掩埋”葬俗的传统认识。

上：反山墓地；下：发掘大墓（左上：牟永抗、左下：王明达、右上：芮国耀、右中：刘斌、右下：杨楠）
　　另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是在M14内第一次完整地复原了良渚文化的玉钺组合，即它是由玉钺、玉瑁、玉镦以及（已经朽烂的木质）柲组成的豪华仪仗性武器。玉瑁和玉镦分别作为柲（即玉钺把柄）之上、下两头的端饰，以往在其他地区的良渚贵族墓葬中时有发现，但并不清楚其功能何在，更没有想到它会与玉钺的使用有什么关系，因而考古报告一般按其形状特征称之为“舰形饰”。在清理反山M14时，我发现在玉钺穿孔部位附近的表面上散布着几颗比绿豆还小的黄色玉粒，一面平整，另一面弧凸。这些小玩意是做什么用的呢？于是我就用小竹签一点点仔细地剔去塌土和淤土，小心保留每一颗玉粒的发现位置，许久之后，一条由近百颗玉粒组成的长达70厘米的玉粒带就呈现在面前，它通过玉钺刚好与其上下方所见到的“舰形饰”相连接。
　　经现场分析后我们恍然大悟，所谓的“舰形饰”原来是镶嵌在木质的玉钺把柄（柲）两端的装饰物（玉瑁、玉镦），把柄表面还镶嵌或粘贴着密集的玉粒作为装饰，虽然有机质的把柄已经腐烂，但循着保存下来的玉粒这一蛛丝马迹，使我们终于弄清了“舰形饰”的用途以及玉钺的完整组合关系。

上：反山M14出土完整的玉钺组合；下：发掘M14（右：杨楠、左：陈欢乐）
　　反山墓地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除了宽大的墓穴以及髹漆棺椁痕迹的发现，该墓地出土的玉器超过3500件，种类达20种以上，其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独一无二。大墓中随葬玉琮和玉钺，象征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拥有神权和军权。
　　就拿反山M12来说，在随葬的大量玉器中，有一件大玉琮重量竟达6.5公斤，而更吸引人的是这件玉琮的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一共8个，它们是用浅浮雕和细线刻的技法雕琢而成的。这样的大玉琮到目前为止也是仅此一件，堪称“琮王”。记得当时清理到该器物时，它刚露出头，我们还以为是一件玉环呢，再接着往下剥剔，没想到这竟是一件前所未见、硕大无比的玉琮，大家为此兴奋了好一阵子。
　　除此之外，该墓还出土一件玉质精美的“钺王”，其表面也同样刻有浅浮雕的神人兽面纹以及鸟纹，而目前所知其他良渚大墓中的玉钺皆为素面。由此可见，M12的墓主人显然是反山贵族墓地中地位最高的人，严文明先生说他“很像是最初的国王，而同葬于一个墓地中的贵族当为王室的重要成员”。

上：反山M12琮王；中：“神人兽面纹”线描图；下：反山M12钺王
　　莫角山遗址被确认为良渚文化的礼仪中心或宫殿建筑，是基于1987年、1992—1993年田野考古的重大发现。调查、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是人工营建的、高约8米的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土台，它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以往当地的农民　　　　　　为了盖房常在这里翻土筛沙子，“可为什么这么高的地方会有沙子呢？”考古室主任牟永抗先生向我们提出了疑问，“如果说是河流冲积的结果显然是解释不通的，这些沙子无疑是人工搬运上来。那么这些沙子究竟用来做什么，又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呢？”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决定在发掘区内利用农民此前挖的排水沟做出新的剖面，结果有了重要的发现，剖面上显示出有规律的沙层和泥层相间隔的现象，如此反复达13层之多，而泥层剖面上呈现出清晰的波浪式迹象，我初步判断它与夯筑活动有关。

莫角山宫殿遗址平面图和莫角山发掘现场（左：杨楠、中：严文明、右：王明达）
　　为了印证这一看法，我和赵晔在探方内精心剥剔出多个层面的成片夯窝遗迹，并最终确认它是良渚时期的大型夯土台基，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良渚人在夯筑过程中之所以采用沙层与泥层间隔的夯筑方法，目的在于增加夯土台基的致密程度，使之更加牢固。由于当时使用的是圆头夯具，所以夯窝呈现为圜底特征，它与中原地区的夯土特征是完全不同的。看过夯土面上密密麻麻的夯窝之后，严文明先生说，“这是在良渚文化以及整个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所见的加工最好的夯土”、“它简直跟二里头文化的夯土差不多！”我们在夯土台基上还发现了成排的大型柱坑，直径较大的超过1米，而柱洞遗迹显示最粗的柱子直径达60厘米。这些现象证明，良渚贵族驱使大量人力修建了莫角山这一巨大的长方形高台基础，并在上面营造了宫殿一类大型建筑，严先生认为“很有可能，它就是我国最早的宫殿”。
　　如何看待莫角山遗址的地位？我常常想到这样一个类比：如果把反山贵族墓地的那些大墓比作十三陵，那么莫角山遗址就相当于故宫！而事实上，良渚古城的发现，进一步凸显了莫角山遗址的中心地位，即良渚古城的主体结构可分为三重：最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外分别为城墙和外郭所环绕，刘斌、王宁远和陈明辉先生认为，这样的结构“类似后世都城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莫角山宫殿与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中心的莫角山西北有反山贵族墓地，城外东北和西北分别有瑶山及汇观山祭坛与贵族墓地，城外西北面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设施。这样的布局说明，以莫角山宫殿为核心的良渚古城应该是整个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政治中心。以上充分体现了具有“宗教与权力”色彩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到文明时代。而全面认识良渚文明的特征，无疑将为中国文明起源、发展及形成的不同模式的深入探讨提供全新的视角。
　　澎湃新闻：良渚绝对是我国史前文明的一朵奇葩，但大众对它并不如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那么熟悉，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受到“中原中心论”的影响？
　　杨楠：从考古学史来看，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考古工作的重点，这与历史文献记载以及传统史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考古学上的重要发现不仅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也为探索夏王朝或“最早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都说明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大家更熟悉殷墟和二里头文化的缘故。
　　虽然施昕更先生早在1936年就发现了良渚遗址，但由于材料的局限和“仰韶—龙山”一统天下的观念影响，良渚遗存一度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南发展的结果。随着建国以来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学者注意并开始强调良渚遗存有别于龙山文化的特征，1959年底由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随着20世纪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传统观念让位于新的认识，良渚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了解。
　　澎湃新闻：最近，浙江所在余杭良渚古城的外围发现了距今5000年至4800年的水坝遗址，它无疑是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不仅比“大禹治水”的年代早，更关键的是真实可靠。为什么良渚先民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有如此之高的技术水平？水利工程对良渚先民的聚落形态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杨楠：水利工程建设和良渚古城及其外围遗址群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良渚古城以西以北不远处属于天目山余脉，夏季高温多雨，一旦引发山洪，将直接威胁到地处低洼地带的良渚古城及遗址群。因此，兴修水利工程是良渚社会得以处在一个稳定环境下的必要措施。目前已经发现了11条水坝，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一带，并分为高、低两道水坝防护体系，这样就可以将大量的雨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之内，以免遭受洪水侵袭。

良渚水坝

　　此外，良渚古城有8座水门和1座陆门，说明良渚社会的人们大多依靠水路交通与外界联系。筑坝形成的水库，可以连接周边的水域，连同古城里的河道，构成了十分有效的水路交通网。良渚人兴修如此大规模的水利设施，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符合实际的规划设计，更需要熟练可靠的建筑技术，这些方面无疑是可以视为良渚文明的重要特征的，而世界上早期文明的出现也往往与治水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良渚人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先进的技术和工程，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有关，无论是基于统治阶层的控制力，还是以宗教的力量让大家自愿去做这些事情，目的都是为了维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澎湃新闻：良渚水坝与良渚古城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对良渚文明形成了一些新认识，例如北大的李伯谦先生就说，它说明当时的良渚已进入了古国阶段，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良渚就是当时“最早的中国”？
　　杨楠：其实李伯谦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个变化的过程的。他最初认为可以叫做“良渚古国”，它以“神权支配一切”为特征，后来则强调“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国家”，近年来又提出了新观点，即“良渚文化、陶寺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已进入王国阶段，最重要的标志是强制性权力的膨胀和暴力的使用”。看法的调整，反映了李先生基于考古材料全面比较之后的深度思考。
　　其他一些学者除了持“古国说”或“王国说”以外，还有“酋邦说”、“邦国说”、“方国说”、“早期国家说”等不同说法，但除了表述前国家复杂社会形态的“酋邦说”以外，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不同学者使用同样的概念却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或者不同的学者陈述同样的内容却使用不同的概念。这说明学术界对有关国家概念的界定及其依据远未形成一致的认识。虽然良渚是什么“国”尚存争议，但透过这些纷杂的表述还是可以看出大都认为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至于能否把良渚看成是当时“最早的中国”，这是需要认真辨析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应该把古代的“中国”和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概念严格区分开来。“中国”一词早在先秦文献《尚书》、《诗经》以及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就已出现，该“中国”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中也有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可见早期的“中国”是局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以内的。许宏先生将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政治实体（二里头国家）作为“最早的中国”是有较为充分的文献和考古依据的。我认为，良渚文化虽然早于二里头，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而事实表明，良渚是中原以外地区较早兴起的另一个独立的文明实体，或可称之为“良渚国家”。

何尊铭文拓片：“宅兹中国”

　　澎湃新闻：无论在聚落形态还是制度层面上，良渚在当时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可为什么盛极一时的良渚文明会衰落？
　　杨楠：关于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主要有水灾说和社会关系失调说。第一种说法认为，环太湖地区位于地势低平开阔的长江下游一带，又临近海洋，气候湿热、降水丰富，所以极易受到海侵或洪水的影响。在良渚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上也确实发现过相关遗存，如杭州水田贩、吴兴梅堰、青浦果园村等遗址上都有数厘米厚的淤积层，这些迹象均被作为水灾说的直接证据。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大水淹没了整个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即便如此，良渚人也可以迁徙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重新安营扎寨，并留下他们生活的遗存。因此，现有证据显示的一定范围的水灾影响并不能证实其是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说法强调社会关系的失调是导致良渚文化衰亡的内在原因，其依据在于，由于贵族阶层追求奢靡，长期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土木工程和奢侈用品上，如此大规模持续不断的非生产性劳动使得良渚社会不堪重负，社会内外关系失调也就在所难免，从而导致社会控制体系的逐渐瓦解，最终导致良渚文化彻底衰亡。这种说法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尽管只是一种假说，却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总之，良渚文化的衰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按现有材料恐怕很难简单地说是哪一种原因直接导致良渚文明的彻底崩溃。如同玛雅文明消失原因的讨论，虽然提出了数十种解释，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看法，因为任何一种看法都无法得到完全的证实，这也正是考古学不断探索未知的魅力所在。
　　澎湃新闻：良渚文明衰落后，何去何从了呢？2015年的中国考古六大发现中包括了“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良渚文化遗址”，它首次证明良渚文化扩展到了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其意义何在？
　　杨楠：良渚文化衰败之后，它的去向也是十分令人关注的问题。由于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的确认，不仅弥补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时间链条上的缺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良渚文化在环太湖地区“突然消失”而导致“文化断层”的印象，即钱山漾文化的部分因素（如扁侧足鼎、轮制泥质黑陶、纹饰以及营建土台等）还是反映了它与良渚文化的继承关系。
　　另一方面，浙南好川墓地的发现，也为探索良渚文化的去向提供了重要线索。好川墓地除了自身特色以外，不少陶器、石器及部分玉器具有明显的良渚文化风格，被认为是良渚人南下的一支在当地条件下形成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好川文化。
　　而蒋庄遗址的发现，其意义不仅在于首次证明长江以北也分布着良渚文化的大型聚落、为良渚文化的发展及分布状况带来全新的认识；更在于其中200多座墓葬与保存较好的人体骨骼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除了考察葬俗特征、性别与社会分工的关系、等级制度等方面以外，还有可能借助科技手段全面了解这些死者是否具有亲属关系、他们与其前后或同时期文化的人群是否为同一种群、死者生前食物结构、健康水平以及死亡原因等等。
　　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江南地区的酸性土壤使以往良渚墓葬中的人骨大多难以保存，所以相关研究根本无从开展，而蒋庄墓地的发现，必将有助于填补良渚文化在这些方面的空白，使我们能够获得更加多元的认识。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墨怡 发布时间：2017-11-08

　　蓝天浮云，微风青草，古老的城墙，爬满爬山虎的民居，一片挥之不去的小清新味道——前段时间，微信朋友圈被一条“余杭惊现巨大草原”的消息刷了屏。看到这条消息，许多人不淡定了，周末就驾起小车慕名而去，一探究竟。
　　这片“网红”的大草原，就在余杭瓶窑的大观山村。两年后，这里即将建成一座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一座公园，保护发挥大遗址价值

　　牛河梁、良渚、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元大都……一个个灿烂文明所留下来的大遗址的发现，都曾轰动一时。但现实中，很多大遗址因不能长期、很好地展示给普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文化资源浪费。
　　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大遗址的价值，摆脱面临的种种尴尬？
　　“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有效抵御城市建设对遗址的蚕食，科学保护、净化、美化遗址环境，最终实现遗址资源全民共享、传承后人的目标。”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指出，“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于遗址上的主题公园，不是建筑师竞技的舞台，这里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遗址。同时考古遗址公园也不是游乐园，不是普通的旅游景点。”
　　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正式进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此后，国家文物局又相继批准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目前，已初步建成了集安高句丽遗址公园、安阳殷墟遗址公园、无锡鸿山遗址公园、成都金沙遗址公园等。
　　今年3月，良渚遗址申遗项目启动，这次申遗包括良渚古城遗址和古城外围水利系统部分遗址点。其中，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建设是一大亮点，已于今年开建。
 　　“虽然我们常说‘中华五千年文明’，但国际上还没有认可，认为中国的文明史从商代开始，只有3000多年。因此，建好良渚文化国家公园，阐释好良渚文化历史价值，有助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有助于彰显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良渚遗址管委会副主任陈寿田说。
　　换句话说，现在很多的国外领导人和游客来中国拜访、旅游，多数是从西安兵马俑开始。未来，在良渚遗址申遗成功、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建成后，通过研究、宣传、引导，中华文明的探寻首站将会是到杭州良渚，因为这里才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起源。

三个圈层，看遍良渚文化风貌

　　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将是一座怎样的公园呢？
　　“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将集中保留恢复大量良渚先民最早选择聚居的自然高地、良渚文化中后期人工堆筑的台墩式聚落。古城外围区域，保留大部分湿地、水域、部分小型古祭坛。”陈寿田给出了答案。
　　整个良渚文化国家将包括“三个圈层”：第一圈层，良渚古城遗址遗产区；第二圈层，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第三圈层，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区。同时，依托良渚港，建设起一条连接良渚古城与良渚新城的良渚文化艺术走廊。通过设计，将会有两条主导游线串联主要的遗址点。
　　良渚文化的遗址主要集中在9平方公里的古城遗址遗产区和25平方公里的考古遗址公园区内，即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内。
　　在良渚古城遗址遗产区，包含了良渚古城、莫角山等重要遗址，主要定位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展示和阐释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及其历史环境。在这里，能够看到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别具匠心的营城技术、内外环通的水系格局、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以及聚落层级和都邑功能，同时通过场景科技手段，展示不同阶段古城格局的演变，从而对良渚文化形成一种点线面结合的认知体系。“考虑到土遗址展示是世界性的难题，我们主要是通过遗址本体展示、复原展示、科技手段展示、游线串联组织相结合的方式，突出文明圣地的恢弘感。”余杭区规划分局规划编制科徐艳艳说。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已经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授牌，其中包含9平方公里良渚古城遗址遗产区及瑶山、塘山、汇观山等27个遗址点。这27个遗址点，虽然不在已基本确定的遗产申报范围内，但是瑶山、塘山等遗址点是整个良渚古城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也将通过环境整治、村庄整治，协调好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环境条件，为良渚遗址申遗助力。比如：瑶山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祭坛、墓葬，主要通过遗址回填来保护，地面复制来展示；塘山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水利遗址、居址聚落、玉器加工遗址，主要实施环境整治和实景展示。
　　而整个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区，即第三圈层，面积大于110平方公里，不仅包含了良渚古城遗址遗产区和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还有周边区域。未来，这里将有更大的发展留有余地和想象空间——东南西北四个大公园，将是良渚文化国家公园的重要生态支撑和环境烘托。
　　西部布局大径山乡村国家公园，这里有传承千年的禅茶文化，径山禅寺自唐太宗赐名后，被列为皇家官寺，宋朝时位列江南五山十刹之首，也是日本茶道的发源地和酱油的发祥地。这里也是“茶圣”陆羽煮茶论经，写就《茶经》之地。公园山水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今年年初已启动建设。
　　北部布局东明山森林公园。东明山原称灵妙山，后因唐代高僧在此设立讲经道场，声誉四溢而改称古道山。相传，由于明朝明成祖朱棣政变夺权，建文帝逃难至此，给山上禅寺题名叫东明，后人就将古道山改名为东明山。这里将建设成为一座集生态、文化、旅游和居住为一体的森林氧吧和文化公园。
　　东部布局良渚水乡公园，基本保留江南水乡的景观风貌、河网密度、村庄肌理，充分体现良渚的“渚”的韵味，打造不同于江南水乡古镇的江南水乡农村景观。目前，已建成中亚园林艺术园、野芦湾生态园等项目。
　　南部布局北湖湿地公园，这是太湖流域东苕溪防洪工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水利工程。目前是滞洪区，远期将利用良好的湿地景观，建设北湖草荡生态游览区。

一条走廊，穿越古今中外文化

　　5000年前的良渚时期，生产力高度发达，生活富庶、开拓创新、开放包容，充满了艺术气质，今天的杭州与之一脉相承。
　　为了传承历史文脉、继承创新基因、发展文化产业，在良渚港一带还将有一条“良渚文化艺术走廊”。这条走廊长约5公里，由东向西连接起良渚新城和良渚古城，通过旧厂房改造提升，形成一条集艺术创作、艺术品收藏、文化展示、文化交易、文化投资、人才培养、设计创意、生活体验等于一体的充满活力、古今交相辉映的文化大走廊。
　　这样一条穿越古今的“时空隧道”，在浙江省内将开辟先河。已经建成开放的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中华玉文化中心也位于这条大走廊上，此外，正在规划建设的还有世界文化遗产学术交流中心、考古遗产展示园、公众考古的体验中心、良渚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文化艺术民俗博物馆群、良渚艺术品交易中心、玉文化产业园、文创设计园等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文化大项目。
　　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学术交流中心将开展国际交流，展示、宣传和研究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及其文物，如埃及文化、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希腊、罗马、中美洲等地的世界文化遗产，扩大良渚文化的影响力。公众考古的体验中心将建立考古训练营、实习基地、培训基地，形成青少年第二课堂，让神秘的考古更加平民化、更有体验感和参与性。而在良渚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里，将有大型神话舞剧《玉鸟》等长期上演，用戏曲和舞台剧的形式，展示宣传古老辉煌的良渚文化。
　　目前，良渚申遗正式进入冲刺阶段，良渚文化国家公园的建成和开放也指日可待。“良渚文化国家公园不但可以保护展示良渚遗址及其环境风貌，未来也将成为杭州城北的后花园。”陈寿田说。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赵辉 发布时间：2017-11-01

　　近些年来，良渚考古每每有重大发现惊艳学界，声名甚至远播海外。这不，业界泰斗、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科林·伦福儒老爷子就发声了，说“过去远远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度”。
　　那么，良渚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从大量考古发现得知，良渚生产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以及漆器、丝绸、象牙器等，还有大量精致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又从众多墓葬、墓地的资料看，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反山、瑶山等贵族专属墓地积累的大量财富与普通墓地的情况反差如此巨大，据此可以认为良渚是个阶级社会。
　　2007年，在瓶窑镇葡萄畈地点发现了堆筑城墙。寻此线索，很快确认出一座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古城。最近，考古学者又发现可以将古城南部的卞家山、东部美人地等几条长达几百乃至千米以上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垄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很可能围成一环外城。如此，古城的面积倍增至800万平方米。
　　良渚的考古工作者很早就知道在古城以北、大遮山南坡脚下，沿山有一道人工堆筑起来的长达4.5公里的巨大土垣，又叫塘山遗址。也是在最近几年，在塘山土垣的西端又发现向西南方向，有一连串自然岗地，岗地间被类似土垣的人工堆筑土垄联系起来，围起来水面海拔高约10米、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区。在蓄水区西北方向，又发现了若干封闭山口的人工堆筑高坝，坝顶海拔高约20米，可以拦蓄百年一遇的大涝山水。至此，田野考古完整地揭示出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这样一套规模宏大的建筑体系。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建筑于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年代略早于古城的始建。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的，水利工程建成之后，除了防御洪灾之外，它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即起到了水路运输的作用。设计这项庞大的工程，无疑需要对当地水文、气象、年均降雨量和最大降水量等深入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完成这项工程，也需要高超的测绘技术和建筑技术。
　　在对古城城垣、塘山和岗公岭等水坝的发掘中，已经揭示了当时人们营建这类大型土建时对基础处理、基础用土和坝（墙）体用土的不同选择，以及堆筑过程中草包泥块的分段和错缝堆砌等复杂工程技术，令人叹为观止。

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

　　浙江考古所王宁远先生告诉我，据他的计算，古城城垣、外城以及水坝坝体，再加上古城城内南北400、东西600米的莫角山高大堆筑台基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若以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要1人/日计，估算所需3300万人/日；若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万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建造110年。如果是这样，发动如此规模的劳工队伍，对其令行禁止地分配调度、为其提供包括工具、饮食等后勤保障和进行有效的工程质量监控，这是一整套系统工程，而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

明确的城乡差别

　　2016年最新考古发现，根据桐乡普安桥、新地里，海宁皇坟头、余杭玉架山、茅山等遗址的发现，这个时期的村落面积（不计村落外部的田地）多在1万平方米上下，内分散坐落着不到十座的住居建筑，也即多不过十户的小家庭的聚居形态。余杭茅山遗址，在村落近旁发现了一块面积约80亩的水田，这是目前唯一能够直接描述出村落农业经济活动的实例。
　　和普通村落相比，良渚古城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观。古城不惟面积巨大，城内最为高阔的莫角山很可能四周有壕沟环绕，内为最高等级的建筑区和大型仓储，当是最高贵族的居所。相应地，在古城内外发现了反山、瑶山、汇观山等最高等贵族的专属墓地，阶级壁垒一目了然。古城居民聚居在人工堆筑起来稍高的垄阜上，旁为水道，靠舟楫出入。其聚集密集程度和相对分散的村落内部不同，建筑也讲究得多。叫作美人地的地点是一条东西向条形垄地，垄下河道下放置纵横相交的粗大方形纴木、枕木，把护壁紧紧拉住。之内便是推测为沿垄地排开的房屋建筑了。
　　这些城市居民的身份因莫角山东南脚下钟家港的发掘得窥一豹。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点发掘清理了部分高地和在高地与莫角山之间的古河道。高地之山为居住区，河道内发现了许多玉石残料，长3、4厘米、直径仅为1个多毫米的玉管钻芯，可能用于雕刻玉器花纹的边角锋利的燧石渣块等，兹证这一带是一处高端玉器制作区。此外还出土了还有一些状似斧、铲但仅为指甲盖大小的玉器，有推测是否为制作漆器等精致高级品的工具。
　　钟家港地点发掘的重要性在于，首次说明了城内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再次证明，良渚古城不是一个超大的农业聚落，而是各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集散的中心以及连同它们的管理机构之所在。换言之，这是一座按照不同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城市。

武力、暴力

　　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权力和使用武力。但良渚文化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却委实不多，这可能和江南的埋藏条件极不利于人骨保存，丧失掉了大部分这方面的考古证据有关。以致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良渚是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其乐也融融，公共权力更多地运用在社会管理方面。
　　但在良渚各地的墓葬中，体现孔武能力的斧钺往往是最重要的随葬器物的品类。反山12号墓中那件著名的雕刻有神徽的玉钺，更被学者普遍诠释为军事权力与神权结合的象征。在钟家港河道的发掘中，发现明显带有利刃切割痕迹的人头骨、腿骨。类似贵族平民分区埋葬和殉人的现象也见于早年发掘的新沂花厅墓地中。所以，良渚所谓的和谐的社会生活也许不过是个假象。

宗教与社会

　　良渚社会的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一神教特点。良渚人生活中最重要且特殊的玉器、象牙器上，几乎只装饰一种被叫作神人兽面纹的图像，显得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而这种神人兽面纹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都有发现，且形态千篇一律，所以应当就是良渚人心目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也即整个良渚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在世界范围内，一神教是后起的，高级的宗教形态。它的发生兴起，都和民族崛起、国家政治集权化等大型事件有关。例如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纳吞独尊太阳神。又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统一各部族宗教信仰，创建了犹太教。
　　那么，良渚宗教的本质如何呢？发生在良渚人向良渚的迁徙聚集和庞大古城工程建设中的这一神格化现象，和以色列人建立早期国家过程中耶和华的地位在众神之中冉冉上升的情形何其相似！这个神人形象肯定在从崧泽向良渚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个图像的神格化实乃和良渚城的建设一样，是人为精心设计、推动的。
　　事情尚不止于此。良渚的宗教还直接参与了社会管理与运作。在认为是王一级人物的反山墓地，其第12号墓出土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带神人兽面雕刻的玉钺。也即在最高政治层面，宗教和军事权威是合而为一的。福泉山是上海地区最高等级的良渚墓地，第207号墓随葬了一件长约1米的象牙板，很像是持握在手中的权杖类仪仗器具，其上刻满了神人兽面图像。这说明良渚最重要的人物总是具有宗教身份色彩，并以这样的身份管理社会。

“中央”与“地方”

　　在关于人类早期国家的研究中，一般分为地域国家或领土国家和城邦国家两种类型。良渚属于哪种呢？
　　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认为，良渚文化有一个最大的中心——良渚古城，各地虽有自己的地方中心，如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等等，但规模、规格上远不及良渚古城，甚至至今尚未在这些中心聚落上发现城垣建筑等，从而显示出某种层级状的宏观社会组织结构。
　　日本金泽大学副校长中村慎一先生比较了各地出土的玉器，尤其是作为权力象征的玉琮后认为，它们绝大多数是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们制作，由良渚的贵族集团派送、馈赠给各地方的，用这样的形式承认或分派给各地贵族的地方区域治权，反之换取后者对“中央”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对各地方实行某种程度的辖制、控制。
　　诚然，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良渚古城和各地方中心的关系究竟紧密到何种程度。譬如它们是完完全全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各地方享有高度的主权自治，仅在名义上服从良渚古城里的那位领袖？不过，就目前考古资料反映的情况看，整个良渚社会中确实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单就这一点而言，良渚是有那么一点接近于地域国家的样子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任日莹 发布时间：2017-10-24 　　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显示出了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良渚遗址为研究世界早期文明起源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在良渚博物院里，隐藏着一段已消逝的历史，它记载了五千年前，一个文明古国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记 者：作为一座以良渚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良渚博物院于2008年正式对外开放，吸引无数游人前去一探“神秘古国”，请您谈谈博物院设计和建设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马东峰：良渚博物院的前身是良渚文化博物馆。1992年，良渚文化博物馆破土动工，1994年正式对外开放。2003年，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筹建工作被正式提上议程。时隔两年，2005年3月，新馆正式动工，直到2008年9月29日建成开放，整个过程历时3年。
　　不同于以往的“交钥匙工程”，新馆建设的建筑设计和陈列展示策划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之前国内很多博物馆设计没有做到的事情。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增强了与设计、建筑方的沟通，也有一支专业的专家学者队伍进行指导。为了取得较好的展陈效果，良渚遗址管委会和博物院方面多方考察国内外博物馆，多次组织讨论会进行各方面的反复论证。主题由最初的“文明曙光”到“文明之光”，从介绍江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到求证中华五千年文明。2007年良渚考古有了新发现，我们又对文本进行了调整，重新定位展览主题，最后确定，以“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为主题，突出展示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地位，分为“发现求真”“良渚古国”“良渚文明”三个展厅，另外在第一展厅和第三展厅中，分隔出前厅“站在杭州看良渚”以及尾厅“良渚寄语”。在布展过程中，我们聘请了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和陆建松教授分别担任新馆陈列布展的学术总监和艺术总监，为陈列布展提供了学术内容和展现形式的关键指导。
　　记 者：良渚博物院由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戴卫?奇普菲尔德设计，由不完全平行的四个长条形建筑组成，被称为“收藏珍宝的盒子”，让人深刻感受到艺术与自然的融合。
　　马东峰：2004年8月，良渚博物院确定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戴卫?奇普菲尔德的“一把玉锥散落地面”为最终的设计理念。在建筑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良渚博物院突破了原有的博物馆经验论，总体布局更加注重实用性和安全性。
　　今天，当你走进良渚博物院，可以感受整个建筑凸显简约、粗犷、厚重、大气的特征，景观与自然结合，在依山傍水、野草凄凄的景致中，置于蓝天白云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艺术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的和谐融合。
　　良渚博物院的建筑外墙全部用黄洞石砌成，远观似一件现代雕塑品，亦似一件美丽古玉，雍容华贵、高雅清和。院内穿插设计了三个天井式主题庭院，种植花草树木，运用了中国园林建筑的元素。2008年，良渚博物院被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评为“中国最佳公共建筑奖”且排名第一。
　　记 者：行走于良渚博物院，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博大精深，以及人们对历史的敬畏。目前，馆内最具价值的是哪些藏品？它们是否表现了良渚时代的文化和信仰？
　　马东峰：良渚博物院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器具，比如玉琮、玉璧，都是良渚时期首创的器物。玉琮根据其形象特点，一般分为圆镯形和内圆外方的柱形，至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的节数增多，器身也变高，而其上所刻的神人兽面纹（神徽）则有由繁到简，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良渚人的精神世界，体现出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宗教信仰。
　　玉璧也是在良渚时期产生，它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在礼制系统里扮演重要角色。玉璧是一种更趋神化的权力的象征物，做成圆形，所谓“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表示其权力是上承天意。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玉钺。根据考古发掘的实例观察，钺应当是源于用于砍伐的普通石质工具或武器——石斧。良渚文化的玉钺器型宽大扁平，制作规整，磨制精美，良渚文化的玉钺仅在大墓出土，一般一墓仅有一件。出土位置常在墓主的左手边，斧刃向外。钺不再是生产生活用具，而是代表王权军权的礼器。随葬玉钺的大墓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多是精美的玉器。
　　还有陶器，在良渚文化时期的一只普通陶罐上，我们发现了12种符号。而在整个良渚文化区域内，我们一共收集到了600多个符号，虽然还无法进行释读，但已显示出这些刻符有作为文字使用的可能性。
　　记 者：在良渚博物院中游览，我们还能看到许多良渚人生活生产的场景，这让我们对良渚文明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马东峰：在良渚博物院的展厅里，实景再现了五千年前，良渚先人的生产与生活——蓝天、绿地、犁耕、纺织、治玉、烧陶……负重的农家夫妇在田间耕作,渔家夫妇用竹筐装起收获，孩子们和螃蟹玩得正欢。还有从良渚古城考古现场直接“揭取”的古城墙，嵌在仿制的城墙中；一幅依据考古研究成果描摹的《莫角山营建》巨幅油画等。格外逼真的良渚人形象，更是聘请中国刑警学院首席专家根据考古出土的男女头骨进行复原呈现的。
　　良渚文化最吸引人的自然是玉器及大型土筑工程，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良渚人的农业已经可以负担非农业人口的衣食之需。豆、盘、碗等食具的出现，说明良渚人已有饭、菜之别，奠定了中华餐饮的基本模式。稻米的相对富足和蒸器的普及以及葡萄、蜂蜜等助酿剂的出现，使得酒在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某种鼎盛状态。从考古遗迹，能看到宴饮、祭祀用的猪、狗、水牛等。衣着方面，良渚人的衣料以麻、葛为主，这些材料在太湖流域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这些都是良渚人生活的缩影。
　　记 者：这几年，良渚博物院迎来了很多国际友人。作为博物院方面，如何更好地让世界了解良渚文化？
　　马东峰：2015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普利女士考察了良渚博物院。普利女士对良渚文化充满好奇和兴趣，当飞抵杭州后，就直奔良渚。参观考察时，普利女士对如此伟大的远古文明表示惊奇、震撼，不停地向良渚遗址管委会的翻译提一些感兴趣的问题。
　　2017年，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实地考察良渚遗址，作了《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学术报告。科林?伦福儒先生高度评价了良渚遗址，认为良渚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阶段，良渚文化对世界早期复杂社会的本质及多样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开始关注良渚文化。G20杭州峰会期间，我们也圆满完成了国内外媒体的接待任务。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接轨，让世界更多地了解良渚文化。
　　记 者：每年，良渚博物院都会在国内外举办主题展览，今年这方面有哪些计划？
　　马东峰：往年，我们也有过多次在海内外展览的经历，我们的精品文物曾赴俄罗斯、印度、芬兰等国和上海、北京、重庆、山东、广东、江苏等地进行展览。一般来说，良渚博物院每年会安排2—3个全国性的展览，也会引进一些其他地方博物馆的展览，让杭州人在了解良渚文化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外来文化。我们引进的展览形式多样，效果也都不错，“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天子之雅——清代帝王生活侧影展”获得浙江省文物局颁发的最佳创意奖，“王国气象——纪念良渚遗址考古发现80周年特展”获2016年度浙江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奖等。今年，我们与重庆三峡博物馆、舟山博物馆、长春市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对接，推出“良渚玉器：一个王国的尊严和荣耀”良渚文化主题展览。当然，这几年，对于展览主题的设置，我们开始有了一些全新的思考，从以往的文物精品展转向更开放的展览方式，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
　　记 者：良渚博物院如何更好地向公众宣传良渚文化，推动良渚遗址申遗工作？
　　马东峰：良渚博物院从开馆之初就实行免费参观。这几年，我们一直致力于走进周边的社区、学校、企业以及村庄，开展良渚文化的公众宣传。我们开设了“第二课堂”，主动与周边中小学对接，设置以兴趣为主的课程、活动项目、互动游戏等，“良渚文化进校园”“良渚文化选修课”“玉文化节”等活动都有不错的反响；在博物馆月，我们有“小小志愿者”“小小考古家”等主题活动，寓教于乐的方式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特别是近几年来，良渚博物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北大中学生考古暑期课堂”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教育品牌，每年都能吸引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中学生参加，不仅有效地传播了良渚文化，也很好地宣传了浙江、杭州的优秀传统文化。
　　已经出版的《神巫的世界》《玉器的故事》《纹饰的秘密》《神人兽面的真相》《良渚人的衣食》等科普类良渚文化书籍，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一个神秘的良渚古国。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尝试以创新的、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传播良渚文化，比如拍纪录片等，当然，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 发布时间：2017-05-25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至今人类文明的星河上闪耀着500年前的光芒。现在有人说那个无可复制的时代再次来临，当下即是第二次文艺复兴。
　　加拿大作家、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研究员柯睿思（Chris Kutarna）在他和南非学者伊恩·戈尔丁合著的《发现的时代》中表示，“我们所面临的时刻就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我们能够从第一次文艺复兴中得到启发，如何面对当下巨大的挑战，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取得成功。”

柯睿思 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如何发现第二次文艺复兴
　　2006年-2010年，柯睿思一直在北京为波士顿咨询集团和一家加拿大的投资银行工作，在那几年里，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摧毁了数百万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微博和微信相继出现，新媒体的时代随之而来。无论是从经济、政治、环境或者科技方面整个世界开始关联到了一起。
　　从北京到牛津后柯睿思注意到一种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安，快速变化让很多人开始感受到不稳定性，害怕面对未来。为此，他试图找到一个新的视角来从新理解当下的世界，以减少惧怕、压力。得益于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他想到，要从历史中来寻求帮助，终于在佛罗伦萨发现了文艺复兴与现代的惊人相似性。
　　文艺复兴是世界历史中的特殊时刻，从14-17世纪，西方文明从中世纪进入到现代，大航海时代通过贸易和移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连接起了每一个大陆，但同时，它也冲击了比如丝绸之路的传统的贸易线路，这是一个繁荣与混乱并存的时刻——用柯睿思来讲这就如同现在一样。
　　柯睿思企图从大航海时代与全球化的相似性中，找到解决共同问题的启示。
　　“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达伽马发现了一条从欧洲通往亚洲的航线，在此之前，贸易基本上都是地区性的。之后，所有这些都进入了全球流通，非洲的奴隶和欧洲的马匹被运往美洲的矿井和农田中劳动，欧洲人开始抽美洲的烟草，吃美洲的玉米、土豆。同时欧洲的船只把美洲的白银运往中国，带回中国的丝绸和茶叶。这条联通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新贸易路线，使一些商人变得富有，同时也摧毁了很多传统的贸易路线。今天，也在上演着同样的剧情。我们称之为‘全球化’。”
　　“因为全球化，在中国你能看美国大片，吃法国的巧克力面包，驾驶德国汽车，享用新西兰水果或者意大利美酒。就拿伦敦来说，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买房，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剑桥和牛津，参加伦敦马拉松。而在三十年前，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却变得稀松平常。”
　　柯睿思同时指出，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却也同时变得十分脆弱。“五百年前，由于世界不同部分之间产生了新的流通交换，新的安全问题出现了。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也带去了新的疾病，几乎造成了原住民的灭绝。在非洲和美洲，欧洲探险家掠夺自然资源，用欧洲宗教取代当地传统的文化与价值，涌入美洲大陆的欧洲和非洲移民，也取代了美洲原住民的文明。而今天，出于全球化的原因，世界上每一个地区都在与相同的安全问题做斗争。在中国，也许最受人关注的是文化安全，数不清的产品和文化观念被引入进来，中国人担心丧失自己的传统价值？在美国，美国人最关心的应该是工作安全，人们买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人们开的车都是欧洲或是日本制造。如果工作机会都流向海外，美国人要拿什么来还贷款，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在欧洲，人们最关心的应该是人身安全，由于叙利亚内战的原因，数百万难民想要移民到欧洲去。但是最近在巴黎、伦敦、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的恐怖袭击，让整个欧洲人心惶惶。会不会有些难民实际上是恐怖分子？即使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会不会夺走工作机会？”
　　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因此在五百年前引发了许多场战争。最终，欧洲意识到，“全球化”并不是全球一致的过程，而是“全球整合”的过程。
　　“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多元化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然而这种理解太简单，虽然，我们深深纠缠在一起，并且不得不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通力合作，但是我也想要生活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上，那样才有意思。” 柯睿思说。

柯睿思 澎湃新闻记者 刘嘉炜 图

　　怎样利用文艺复兴的教训
　　对于个人来说怎样从文艺复兴里得到指引呢？柯睿思说第一次文艺复兴为我们留下三个伟大的遗产。
　　“第一是不要过度局限，让思想流动起来。书本常常教育我们要专注，但那些拒绝这个建议的人将获得最大的回报。要知道，500年前的达·芬奇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工程师还是一个数学家。而历史将记住500年的人，将是那些像达·芬奇一样，懂得跨领域学习和工作的人。
　　“第二，我们必须敢于失败。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往往选择安全行事，但是，最成功的人却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现有的习惯和假设很快会过时，原地不动并不安全反而很危险。扎克伯格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Facebook的座右铭是‘快速行动，打破常规’。而Amazon的座右铭是‘每天都是第一天’。成功人士都知道，我们必须打破旧习惯，强迫自己转换思维，这是与快速变化的世界保持同步的唯一方法。
　　“第三是，寻找自己的‘佛罗伦萨’。第一次文艺复兴时期，来自欧洲各地的最好的艺术家们如果可以的话都会去佛罗伦萨，因为在佛罗伦萨有名的艺术家比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艺术家多得多。而现在，人们很容易认为在什么地方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因为互联网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想要发展自己的才能，选择适合的工作和学习的地方比以往更加重要，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发明家,就需要去发明可能发生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艺术天才,试试把自己带去纽约。如果你想开发下一个伟大的移动APP，那就来上海吧。如果你想在政治科学有大的突破，去牛津。如果你想在奥运会上赢得10000米比赛，去肯尼亚。”
　　此外，柯睿思还认为，中国有机会领导世界，展示如何度过第二次文艺复兴时期的繁荣和混乱。
　　“以全球化为例，这不是一种趋势，而是对领导力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国家已经失败了。原因是：1、把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化为国民幸福；2、分配总体的利益和负担让每个人有公平的机会；3、重新联系国家内部和国家。美国和欧洲没能做到，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就是明证。” 
　　柯睿思认为中国在这些考验中做得更好，并呼吁更多国家能从欧洲在第一次文艺复兴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得到教训，“中国应该要比哥伦布做得好，更好地尊重外国文化和文明。欧洲把自己的文明推向了美国、非洲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那是傲慢的，它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这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我们应该努力重现上一次文艺复兴的荣耀，但我们也必须努力避免犯同一样的错误。”

《发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