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2-03-29

　　20世纪80年代，瑶山与反山这两个良渚古城重要遗址的发掘，不仅将良渚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更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的研究。近日，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参与的《瑶山》《反山》考古报告修订版正式出版，让我们得以“重返圣山”。

　　《瑶山》《反山》考古报告，作为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之二，分别于 2003 年、2005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反山墓地、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如今在组织翻译两书英文版时，因涉及重新校勘，且原报告近乎绝版，有关方面决定重新修订《瑶山》《反山》报告，各发行1000本。

合二为一，高坛贵冢

　　瑶山遗址作为良渚古城遗址年代较早的遗迹，在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其上没有建筑遗迹，却与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大墓结合在一起，推测该处为巫觋们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并具有观测年的作用；从相对纯净的堆土判断，随后此地便作为一处埋葬高等级贵族的墓地使用。

1987 年，瑶山 11 号墓玉器出土现场

　　《瑶山》考古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浙江余杭新石器时代瑶山墓葬发掘的全过程，以及在此出土的上千件精美玉器。

《瑶山》修订出版，说明如下：
　　1、各墓出土器物图内的顺序编号改为墓葬随葬品的出土编号。对部分器物线图根据同类器合排在一起的原则进行了拼合或拆分。放大了部分遗迹照片，彩图部分器物名称、编号与正文不一致的，均依正文修改。对原书错误以及确实需要补充的必要内容的修改，详见本书第240页到第244页的《修订与勘误表》。对原书误排或校勘疏漏的字词，有据可依者直接改入正文，未收入《修订与勘误表》。

　　2、本报告第四章十二号墓采集玉琮，依1988年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简报，共计7件。原报告收录的编号2790、2791的两件玉琮为出土地点不明的玉琮，并非十二号墓采集玉琮。应归属十二号墓的2790玉琮现借展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次修订，仅补充器物文字描述，未收录线图和照片。

　　3、修订本增加了第247 页到第275页两篇发简报，附录于后。为保存发掘简报发表时的风貌，除更替部分特别不清楚的插图外，余原文照录，仅改正了原文误排的字词。版式依修订本正文格式编排。

　　4、承蒙李新伟先生应允，将其《返璞归真--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瑶山>读后》一文收入修订本。代为序。

 

琮璜璧钺，神秘王陵

　　反山的发掘是良渚文化发现50余年来的一次重大突破，是浙江境内良渚文化考古第一次发掘这类人工营建的高土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教观念。11座墓中出土的遗物由玉器、石器、嵌玉漆器、陶器和象牙器等，其中玉器为大宗，以单件计超过3500件，占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

1986 年，反山王陵发掘现场

　　《反山》考古报告中以墓葬为单位，详细介绍了11座墓葬的形制及出土遗物。

《反山》修订出版，说明如下：
　　1、各墓出土器物图内的顺序编号改为墓葬随葬品的出土编号。对部分器物线图根据同类器合排在一起的原则进行了拼合或拆分。放大了部分遗迹照片，彩图部分器物名称、编号与正文不一致的，均依正文修改。对原书错误以及确实需要补充的必要内容的修改，详见本书第 398 页到第 408 页的《修订与勘误表》。对原书误排或校勘疏漏的字词，有据可依者直接改入正文，未收入《修订与勘误表》。

　　2、图三六下反山 M12:98 玉琮由夏勇重新绘制，反山 M12:93、96 玉琮细部纹饰由张念哲补绘。

　　3、修订本增加了第 411页到第 442 页《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附录于后。为保存发掘简报发表时的风貌，均原图文照录，仅改正了原文误排的字词。版式依修订本正文格式编排。

　　4、承蒙德高望重的严文明先生允许，将其《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一文收入修订本。代为序。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2-01-25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蕴，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

　　今天，新华社重要政论栏目“钟华论”发表重磅文章《赓续中华文脉，光耀复兴之路》，文章指出：“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增添实证依据。”短短一句话，高度肯定了良渚在中华文脉中的特殊价值和复兴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以下请看全文：

　　文化因创新而辉煌，文明因发展而精彩。

　　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历经千年风雨而依然璀璨夺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轴上，写就光芒万丈的篇章。

　　读懂中国共产党，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一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发现并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性，夯实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价值基础和实践基础。这一历史进程，也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明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守正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民族文化之根，铸民族精神之魂，拓文明发展之道，用真理力量激活古老文明，用文化之火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赓续千年文脉，共襄千秋伟业，中华儿女开创未来，具有无比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

　　“致广大而尽精微”——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引用《礼记·中庸》之语揭示成事之道，展现出深厚的文化情怀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系列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进一步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十个明确”贯通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融会贯通，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新的征程上，吸吮着五千年中华文明丰厚的文化养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展现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指引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

　　江流万里，绵延不绝。在世界东方这片热土上，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和治理智慧，为克服艰难险阻、书写辉煌史诗提供了思想营养和精神支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0多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文化源头，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年春天，在“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下、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蕴，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

　　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拥有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拥有无比强大的奋进力量。

（三）

　　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大风泱泱，大潮滂滂，五千年文脉涵养了巍巍中华。翻开中国历史长卷，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历史风雨洗礼中，中华民族守常达变、开拓进取，中华文明推陈出新、赓续发展，造就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华文脉。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文明传承、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照，强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课题。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方法，回答了“传承和发展什么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在新时代赓续中华文脉、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照单全收、简单复古，而应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华文脉之贯通，通在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更通在结合时代新发展新语境，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和生命活力。

　　新时代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价值取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题中应有之义。赓续中华文脉，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擦亮人民幸福生活的文化底色。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呈现方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和日常生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印刻在古籍中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才能不断增强国民的志气、骨气、底气，用文化之光开启美好生活之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希望了解中华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的养分，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能推动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书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迸发，呈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生动景象。以创新方式探寻中华文化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唐宫夜宴》等电视节目广受青睐；幻化于《千里江山图》，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向观众展现跨越千年的丹青意韵；演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栖居，“国风博主”们的写意生活备受海内外粉丝追捧……

　　“又踏层峰望眼开”。新时代的中国，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中华文明日益彰显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影响力。

（四）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向领导干部提出“三个敬畏”，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

　　山高水长，不改的是守护文化根脉的赤子之心；斗转星移，不变的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如磐信念。

　　从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到加强自然遗产的保护；从推进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珍视中华文化宝藏，作出科学部署，凝聚各方合力，书写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新篇章。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这样说。据统计，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76.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藏品1.08亿件（套），有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册），成功申报世界遗产56项。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增添实证依据；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勾勒出“华夏第一王都”的恢宏气象；三星堆遗址考古又有重要发现，许多珍贵文物“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珍视中华文化宝藏的理念与行动，凝结着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关系的深刻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文化瑰宝，永远是中华儿女的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魂。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品”，必须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贯彻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甲骨竹简，写尽风雨沧桑；秦砖汉瓦，镌刻文明密码。珍视中华文化宝藏的理念与行动，彰显着对历史、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和责任担当。从历史走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自觉，践行“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向历史和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

（五）

　　“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中华文化一贯讲求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寄寓着先贤的理想，激荡着一代代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深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们既感受着思想的伟力，又仿佛打开了中华典籍的宝库。论著对传统文化精华旁征博引、取精用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中华文化智慧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

　　集千古之智，纳四海之慧。在治国理政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融通与运用、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吸纳与借鉴、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传承和升华，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不仅为推进新时代民族复兴事业注入强大思想力量，也为破解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复兴。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文脉悠远，与古为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赓续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激扬澎湃血脉的中国力量，我们必将书写复兴伟业新篇章、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2-23

第十五课 攻玉往事

　　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北面，大遮山的山脚，是良渚人堆筑的山前长堤——塘山。2002年，考古人员对塘山遗址（金村段）进行了发掘，进一步了解了该地段的营建情况，遗址里还出土了大量的石质制玉工具和残玉器，表明良渚人曾在这里从事过玉器的生产和加工。

图一 塘山遗址（金村段）具体位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塘山遗址（金村段）出土的用于“攻玉”的石器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为砂岩，作为砺（磨）石使用，器形较大者为粗砂岩，表面多见经反复磨砺形成的凹弧状磨面；器形较小者形状各异，有棒形、条形、球形等，用于修整玉器的细节。第二类为凝灰岩，推测为切磋用石，器形有片形、条形和不规则形，扁薄细长，其中有较多数量的石器为石镞改制而成，这类器物的磨磋面特别光滑，推测是在切割或抛光玉器时反复磨蹭的结果。第三类属石英岩，以黑石英为主，石质特别坚硬，从石英岩上经过敲击而来的石片，在打击修整后能得到刃部和尖端都极其锋利的小石器，应该是作为雕刻工具使用。

图二 磨石

图三 镞形切割工具

图四 雕刻用石

图五 片切割玉料

　　以上图为例，片切割是利用硬性的、或是稍有弹性的硬性片状工具，配合解玉砂来回运动进行切割，留下的切割面相对平整，后期打磨起来也相对省力。但是，良渚时期，受到片切割材料体量的限制，切割的深度非常有限。这种切割工艺，在玉器的成胚过程中主要使用在管、锥等长条形玉器上。

图六 线切割玉料

　　而线切割，则是利用柔性工具，例如麻绳，配合解玉砂进行切割，线切割留下的痕迹呈弧形。良渚时期，这一工艺主要用来切割平面体量较大的玉器，如玉钺、玉璧等；还能用于曲线造型，像是璜的半圆形凹缺、三叉形器的三叉成型、冠状梳背的介字形冠顶等；此外，也能用于镂孔。虽然在塘山遗址中发现的线切割的玉料数量较少，但线切割才是整个良渚时期最常用的切割方式，这也是良渚玉器制作工艺的一大特点。

　　另外，无论是使用硬性工具还是柔性工具，切割玉料的主角事实上还是硬度高于玉的中间介质——解玉砂，工具形态不同，解玉砂与玉器的接触方式也不同。

　　从出土的这些玉器加工工具来看，位于塘山遗址的这个玉器加工作坊很可能是一处来料加工的地点，对大块玉料的初步切割可能并不在此进行；而从残存的玉质遗物来看，这一地区比较多见的是与锥形器制作有关的残料，琮、璧、钺这些重器可能并不在此生产。

　　塘山遗址的这个制玉作坊，也说明了良渚时期的玉器加工存在着工序和器类的分工。一方面，从玉料的获取到搬运到大料的成型，再到精加工甚至刻纹，可能并不是在同一个地点进行流水线操作的；另一方面，不同器类的加工地点可能也不一样，在瓶窑地区还出土过素面半成品琮、半截琮、管钻芯，说明瓶窑地区还存在着其它玉器器类的加工场所。

　　这些在不同地点、从事不同玉器生产流程的良渚“工匠”们，可能本身就是良渚社会的上层，他们在经年累月的切磋琢磨里，生产出了一批又一批用于标识身份的精美玉器，构建起了良渚社会的“玉魂国魄”。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新华社 发布时间：2021-12-10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0年来，神州大地上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名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中的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在浙江省杭州市区西北部，闻名中外的良渚古城遗址以美轮美奂的玉器、气势宏伟的三重城、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证明中国当时就有了伟大的史前稻作文明和城市文明。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探中华文明之源

　　“以良渚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成果，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无可辩驳地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01年启动，集结了近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旨在搞清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过程、背景、动力和机制。工程确定了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作为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遗址。其中，良渚考古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王巍幽默地说：“我们当时就把宝押在良渚了。” 
   1936年底，杭州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管理员施昕更发现了良渚遗址。1959年底，在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工作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正式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

1986年11月拍摄的反山遗址考古现场。新华社记者 吴元柳 摄

2021年9月29日无人机俯瞰拍摄的瑶山祭坛遗址。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从1986年起，反山“王陵”、瑶山祭坛与高等级贵族墓地、汇观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莫角山遗址陆续被发现。2007年，良渚古城正式宣告发现。2016年，在古城西北面，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中国迄今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

2011年3月9日拍摄的良渚古城考古工地发掘现场。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教授说，四代考古人85年的努力，让世人重新看到了一个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曾三次访问良渚，称自己是良渚的仰慕者，“它让人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理解提前了1000多年”。 
   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王巍说，良渚古城成功申遗，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提供了一项东方文明的判断模式：有国家、王权、大都会、宫殿、社会分化、高等级手工业……

玉器之美 宫城之盛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了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这就是良渚古国。

　　从左上起，顺时针方向依次为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玉琮、木屐、漆器、陶片和玉璧。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成组玉礼器系统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琮、璧、钺、璜、锥形器、三叉形器、冠状器……良渚社会的一整套玉礼器系统，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在环太湖流域以及长江北岸，多个良渚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玉器，不少玉器上都有“神徽”。 
   “良渚对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物质层面的贡献是玉器。良渚玉器不仅开创‘藏礼于器’的传统，也为中华玉文化的形成奠定基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说。 
   良渚古城是这个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它是在湿地上兴建的，分三重，占地630多公顷，共有9座城门，只有1座陆门，其余均为水门。先民在湿地上堆起墩台，在台上修建房屋和宫殿。一座座墩台将成片的湿地隔成条条水道，人们临水而居。中国建筑设计规划研究院总规划师陈同滨研究员说，“三重空间、以中为尊”的理念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

红色方框中是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中的石坞水坝，水坝两侧为自然山体。受访者供图

　　距今5100年至4700年时，良渚先民建设了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工程利用原有山体和孤丘，兴建11座堤坝，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灌溉、防洪、运输等多种功能。

探索无止境 保护更深入

　　在良渚博物院，“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正在举行。展览综合了瑶山、北村、官井头等多处遗址的发现。方向明说，这些遗址在当年拉开了良渚文明壮阔的帷幕。 
    北村遗址位于良渚古城遗址以南约2公里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去年起发掘。遗址出土了聚落和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了不少玉器。其中，一枚龙首纹玉镯和一件玉蝉引人注目。

2021年11月18日拍摄的北村遗址出土的龙首纹玉镯。受访者供图（盛淑彦 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说，在5000多年前，龙的造型就出现在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的玉器上。而这枚带有6个龙首纹的玉镯，在良渚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见证了文化交流。 
   当前，良渚考古的重点是继续发掘古城内的手工业遗存和外围水利工程，并在古城外围全方位探查。在良渚古城周边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300多处遗址。而在良渚古城东北方向，直线距离18千米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在德清县雷甸镇中初鸣村周边，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最大规模的制玉作坊群。

这是中初鸣遗址群中的王家里遗址。受访者供图

这是从中初鸣遗址群中的王家里遗址出土的玉料、玉锥形器和玉管。受访者供图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工作也在深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副主任黄莉说，2018年9月，良渚古城遗址遗产监测平台投入使用，2020年底，以平台为基础，深度整合数据资源的良渚古城“遗产大脑”也投入使用。截至目前，“遗产大脑”已经收集到了800多万条数据信息，将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遗产监测、保护、管理的融合。

杭州良渚古城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内的监测预警系统大厅。受访者供图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2-03

第十四课 嵌玉漆杯

　　1986年5月31日，这是反山发掘值得纪念的一天——浙江省第一座良渚文化的显贵大墓反山M12终于显露了真容。下午3点，雷雨欲来，正在清理墓坑的陈越南用手托举着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递给了正在隔梁上商讨如何面对雷雨的王明达、杨楠和费国平。王明达看了一眼，从1.6米高的隔梁上跳下，急忙爬下坑，用竹片轻轻翻了一小块泥土，又露出了很多小玉粒和漆皮，这就是这座大墓中第一件被编号提取的珍贵文物——嵌玉漆杯。

图一 野外提取的嵌玉漆杯

　　这件嵌玉漆杯原是一瘦长形的宽把带流杯，器身用红漆和玉粒装饰。口沿外壁装饰有弦纹带，器身以玉粒为中心，绘有重圈、螺旋纹，整器精致华美。经过中国文物研究所胡继高研究员对实物观察后发现，器物表面存在凹凸不平的状况，漆杯的胎骨是先经雕琢呈浅浮雕的图样，然后再上漆、嵌玉，其工艺极为复杂，是良渚文化时期木作、漆作和玉作的集成之品。

图二 嵌玉漆杯复原图（方向明 绘）

　　可能也有读者发现了，博物馆里展示的嵌玉漆杯与上文提及的原物是不太一致的。这件编号M12:1的嵌玉漆杯发掘出土后，旋即被反山领队王明达送至上海博物馆。经过修复大师吴福宝先生历时数月的清理、加固和修复，才清理出首图的效果。吴福宝先生还在修复的基础上，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脱水木料作为木胎，用代用品涂“漆”嵌“玉”，制作出了今天在良渚博物院水乡泽国展厅展示的嵌玉漆杯。而也是因为无法在脱水后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头上雕琢浅浮雕和安装宽把，所以展示出来的复制品才会与原件有所区别，但其尺寸、色泽、嵌玉图案等均与原物相符，实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图三 吴福宝先生复原的嵌玉漆杯

　　制作繁复的嵌玉漆器，为良渚贵族大墓独有。目前发现的填嵌玉石、制作精良的漆杯、圆形器、囊形器只随葬于反山、瑶山等高等级大墓当中；中、小型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则仅仅是髹涂，而不使用填嵌工艺。而在非墓葬单位出土的漆器主要为日用容器，也不使用填嵌工艺。

　　漆器，是史前先民们观察自然、利用自然的又一成果。漆同“桼”，源自漆树皮层采割的天然树脂，《说文解字》“桼，木汁。可以?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

　　涂漆，可以保护器物，使其经久耐用，漆的黏性还能用来修补损坏的工具和生活用品。目前公开所见最早的漆器实物遗存是来自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漆弓，跨湖桥人把生漆涂在弓的表面，减少磨损的同时，用起来也更光滑舒服；而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的底部，有个直径20厘米的空洞，8000年前的先民利用了生漆的黏性，将一块削好的木塞粘补了上去。

　　涂漆还能装饰美观器物。6500年前，一只属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朱漆木碗，表明以桼为原料调和颜料实现了原料色彩配制技术的历史性突破；而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陶胎漆器实物遗存，在陶器上施漆衣，不仅增强了陶器的防水渗漏功能，更重要的是掩盖了陶质胎体的不足，增加了器表的光润度和绘画性，提高了陶器的装饰性和耐用性，这一技术又为崧泽先民所继承和发扬；到了良渚时期，木胎漆器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开了镶嵌技术之先河，嵌玉漆杯的发现表明良渚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生漆的粘结的特性，能够使得髹漆与治玉技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1-29

一张照片 帮我们找回良渚考古的原点

　　央视《中国考古大会》第一期录制现场，节目组将一张80多年前的旧照片重新上色，送给了良渚遗址发现者施昕更的孙子施时英，他非常激动。这张模糊的照片来自83年前他爷爷施昕更撰写的《良渚》考古报告，它记录了良渚考古的开端，隐含着考古人对祖国远古文化的拳拳之心。

　　翻开《良渚》报告的卷首语，施昕更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读着这段饱含深情的文章，我们仿佛回到了八十多年前，看着这个青年怎样历经曲折，揭开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序章……

　　在发现良渚遗址之前，施昕更是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助理，一位自学成材的青年地质学者，没有受过任何考古学训练。1936年5月30日，他受单位指派参与了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只持续了一天时间。因发现出土的石器在他家乡良渚镇常见，所以第二天就匆匆赶回良渚，开始了第一次调查。调查收获不大，他也毫不气馁，同年7月、11月又开展了两次调查，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不以为苦。转机来得猝不及防。11月3日下午2点，他在良渚镇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池塘底部发现了两块黑陶，觉得和《城子崖》报告中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一致，由此证实了一向被视为荒蛮之地的浙江地区，也有远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施昕更（左）与董作宾在棋盘坟现场

　　董聿茂先生主持的西湖博物馆对施昕更的发现极为重视，立刻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申请了发掘执照。施昕更于是在12月1-10日、12月26-30日以及次年的3月8-20日，以棋盘坟为中心进行了三次发掘。结果发现大量陶器和石器，引起学术界很大关注。

　　发掘刚结束的4月，国家级考古单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梁思永两位先生即来现场考察，两位先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大考古学家：董作宾，主持过殷墟发掘，与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合称“甲骨四堂”。梁思永，梁启超次子，毕业于哈佛大学，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考古学训练的学者，他还是《城子崖》报告的编写者。而施昕更对良渚黑陶的发现，正是受了《城子崖》报告的启发。他正撰写的良渚报告，也完全以《城子崖》为蓝本。

　　施昕更对这两位学者自然非常敬仰，曾专门请两位先生为良渚报告作序。这张照片就是施昕更带领董、梁二位先生现场考察时拍摄。照片被排在良渚报告的图版一的第一张，足见施昕更的重视程度。照片拍摄于一处桑地的沟边，施昕更立于画面左侧，左手张开指向沟内，当是指示发现黑陶的位置，董作宾立于右侧。而梁思永为啥没有出现在照片中呢？应该他就是这照片的拍摄者。施昕更的考古活动，从调查，发掘，整理，绘图，到联系出版，几乎都是一力完成，唯有照片都由同事钟国仪拍摄，所以施昕更应该没有相机，不会拍照。而梁思永留美归来，据说照相水平很高。所以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在良渚考古的第一地点拍摄的，施昕更这个考古新人和考古大家的珍贵合影。而在今天，他们3个人的头像都被镌刻在仰韶遗址博物馆外的中国考古百年纪念墙上，载入了中国考古史。

中国考古百年纪念墙

　　在董梁两位先生考察良渚的4月，施昕更已经基本完成了报告的编写，推算8月上旬即可出版。不料“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接着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博物馆南迁。施昕更在家等待了一段时间，最终在报告出版无望的情况下，泪别父母妻儿，携带报告原稿踏上流亡之路。

　　彼时博物馆已濒临解散，施昕更于是投笔从戎，赴温州担任瑞安县抗日自救会秘书。博物馆馆长董聿茂携稿找到流亡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呼吁拨款重印，获得支持。当时北上陆路交通已经断绝，博物馆同事钟国仪从海路绕道到“孤岛”上海，最终出版了这本报告。施昕更专门撰写了卷首语，感人至深。印完的几百本报告运回后，大部分被封存起来，并未在社会上发行。第二年5月，施昕更就因病缺医少药，于瑞安去世，年仅28岁。

　　这本封存的报告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90年代在浙江博物馆的一个角落被发现，方才重见天日。我们也才第一次见到了这张照片。报告所附的地图比例很小，只标识出棋盘坟的所在，所以我们一直不清楚施昕更精确的发掘位置。报告文字叙述是在棋盘坟边一个狭长的池塘里发现的黑陶，而现在棋盘坟周边全是稻田，并无池塘痕迹。为了找到精确位置，最近我们通过1972年的高清卫星影像，终于发现棋盘坟西侧确有一狭长池塘，并比对这张照片中的道路和远山轮廓等特征，最终确定了照片施昕更站立的位置。11月3日，是施昕更最初发现黑陶的日子，我们去了棋盘坟现场，让施时英在他爷爷当年站立的位置，留下了一张照片。

　　今年恰逢中国考古百年，也是施昕更先生诞辰11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时点，我们终于找回了良渚考古的原点，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也会成为新的起点，开启良渚考古下一个百年的征程。

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宁远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1-12

　　众所周知，玉琮在良渚文化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良渚国家社会创制与推行的象征图形符号体系当中的核心内涵。良渚文化玉琮主要出自墓葬，直接作为墓主地位与身份的标志性象征物。由于其特殊的造型且无一例外装饰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被学者们认为具有良渚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含义或宇宙观意义，是良渚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内容的内质。但是，学者们对于良渚文化玉琮具体功能或者说是象征意义的解读，却有着很多分歧。

　　一、已有的研究认识与存在的问题

　　诸汉文先生认为，玉琮源于土地经界和定居意识，滨田耕作认为琮为“中霤柱”的象征。张光直先生认为良渚玉琮是巫师贯通天地的法器，象征他们拥有财富与权力。刘斌先生遵从张光直先生的观点，进一步认为，良渚玉琮是与图腾柱有关的原始宗教法器，却又超越了图腾崇拜，兽面神徽具有类似殷人“帝”的性质。陆建芳先生认为张光直先生的观点过于强调“巫教”解读，不符合良渚文化的实际，他认为良渚玉琮展示了良渚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神人兽面神徽是死神形象，良渚晚期多节高琮与祖先崇拜和宗族相关。赵国华先生则提出良渚文化玉璧象征女阴、玉琮象征男根，张敏先生则做了进一步解读，认为“苍璧礼天”象征女阴玉璧与天父交媾，“黄琮礼地”象征男根的玉琮与地母交媾，判定良渚文化处于生殖崇拜的原始宗教初级阶段的神权统治，尚未进入祖先崇拜王权统治，进而要重新审视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或跨入国家社会门槛。邓淑苹先生曾认为良渚玉琮原本套于圆形木柱上端，作为神祇或祖先的象征，近来她认为，璧琮组配玉礼制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庙底沟至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形成，用于天地祭祀，表达“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此风影响到良渚文化晚期高大方正玉琮的出现。刘斌先生不赞同邓淑苹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尚无考古证据表明良渚玉琮是否插在木柱上使用，他推测良渚玉琮使用时平置或捧在手上。刘斌先生将良渚玉琮分为三式：I式横截面为圆形、无四角的圆筒形琮，神徽兽面处凸起;II式横截面为弧线方形（内圆），出现弧线形四角，四对角夹角大于90°，神徽兽面刻于对角两侧；III式横截面为正方形，四对角夹角等于90°，神徽依然施刻在对角两侧（图一）。I至III式玉琮早晚形制发展变化逻辑轨迹清晰，很难说是受外界影响所致。牟永抗先生也认同良渚玉琮形制由圆到方的发展轨迹，但他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看法。他认为玉琮原本是圆筒形，随着圆周平面旋转产生出四角从而形成方形，四角之间形成明显的纵向竖槽，已发现的良渚玉琮铭刻符号都刻在这条竖槽的顶端，表明这是一条宇宙观中人神交通的通道；而四角横向的分节线，则成为通往遥远空间的天梯，是另一条人神交通的通道；他还暗示，角与方的形成背后，是二分二至日出日落太阳视运动规律的认知。方向明先生在牟永抗先生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良渚玉琮的宇宙观构架是上大下小的两个圆面（即上、下射面）、四直槽（二绳）、四节面（四维），以复合的形式结合起来。徐峰先生提出良渚玉琮的“四方-中心结构”，表达“宇宙之轴”的深层观念，琮上雕刻的兽面神徽很可能象征太阳神，顺着宇宙轴上下起落。

　　从上述梳理，不难看出，对于良渚玉琮的形制逻辑发展脉络，学界认识比较一致。杨伯达先生通过解构良渚玉琮，认为良渚玉琮的原型是圆柱体，四角是附加的成分。

　　对于良渚玉琮功能与象征意义，在通神法器和表现良渚文化宇宙观的大共识下（生殖崇拜象征说基本没有得到认可），学者们则有很多不同的具体认识和解读。到目前为止，诸家解读都无法很好地解释良渚玉琮为何从I式琮圆形柱体（射孔小无法佩戴）或镯形（射孔大足以佩戴），“长出”II式琮四个大于90°的角，最后为何又变为III式琮90°的四角（图一）。

　　坦率讲，牟永抗先生“圆周平面旋转产生出四角从而形成方形”的说法，令人困惑；方向明先生“两圆二绳四维”的宇宙观，如何来解释I式琮圆柱体宇宙观？虽然徐峰等先生提出的“宇宙之轴”的解读，可以解读I式琮为琮之原型“宇宙轴”，而且萨满教宇宙观中，宇宙轴外在的形式可以是“宇宙山”或“世界树”，玛雅金字塔可以为例，这似乎可以解释II式和III式玉琮“长角”，然而良渚玉琮均为上大下小，世界上没有上大下小的山，金字塔却是覆斗形，可以像山；良渚晚期高体多节琮可以像树（图一：5），但是II式矮体琮如瑶山M2:22和III式矮体琮瑶山M2：:23怎么也难像树（图一：2、3）。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基于已有诸家观点的启发，打开思路，另辟蹊径，寻找更加合理的解读。

　　二、良渚玉琮造型的重新认识

　　我们首先承认，良渚玉琮从I式圆筒形、经II式弧线四角发展成为III式正方四角的形制演变轨迹是客观事实，我们首先汲取方向明和徐峰两位先生的观点，解读I式琮圆柱形或圆筒形上、下圆面分别象征宇宙观中的天和地，中孔则为“宇宙之轴”，联通天地。只不过，我们认为，在良渚文化人们的宇宙观里，没有“天圆地方”的观念，瑶山与汇观山回字形灰土沟遗迹有观测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日出和日落功能，这两处与天文有关的祭天场所是方形或长方形，恰恰可以佐证良渚文化没有“天圆地方”的观念。那么，良渚宇宙观中对于天地形状的认识，都是圆形的。

　　良渚玉琮宇宙观的解读，显然不能套用后来中原地区文献中所谓的“天圆地方”概念和“苍璧礼天，黄琮礼地”来解读，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良渚玉器的宇宙观解读没有相关的文献可以直接利用，那么我们试图利用宇宙创世神话学的原理和比较研究，来回溯性地探索良渚玉琮所反映的良渚文化自己的宇宙创世神话之概要。

　　古埃及最为著名的创世神话是赫利奥波利斯的宇宙创世神话。在这个神话中，努恩是原始海洋，相当于中国道家理论中的“水”。努恩的儿子叫阿图姆，意思是“完整合一”，相当于中国道家理论中“太一”。阿图姆从原始海洋中诞生出来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创造了立足之地“创世之岛”，该地后来被视为赫利奥波利斯神庙之所在，神庙最初祭拜的就是阿图姆神。后来阿图姆神又被人们作为太阳神崇拜，被称为拉-阿图姆。古埃及的神庙，不仅是神所处之所，而且是神于“第一时间”在“创世之岛”上创造了生命和宇宙的一切因素，它还是一个微观的宇宙或天堂的反映。因此，古埃及神庙的建筑构造，必定象征创世之岛（图二）。许多神庙的选址都有意选择比较低洼之地，让每年尼罗河泛滥季洪水淹没神庙建筑群的前、后较低的部分，仅保证最高处的圣坛神休息之地不被淹没。所有庙门十分高大，便于淹没季节船只出入神庙，以此象征世界从水中诞生。整个神庙建筑群也建成岛状，地面从神庙前部到中部的圣坛一直逐步抬高，圣坛之后地面又逐步减低，圣坛在制高点上，复制“岛”的形状。多柱厅里的巨石柱头装饰棕榈、莲花或莎草样态雕件（图三），象征创世之岛上繁茂的植物。丹德拉神庙的围墙逐段修筑，土坯砖块错叠成上下起伏的波浪形（图四），象征创世之岛诞生的原始海洋。古埃及人又认为，大地是浮在水（努恩）上的圆盘，埃及位于中央。阿图姆的儿子空气之神舒，将自己的女儿努特天空之神，与自己的儿子盖伯大地之神分开，他们原本互为夫妻，天地初开。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表明，古苏美尔人有类似埃及的创世观念，他们认为天空与大地的结合体，从原始海洋中产生出了宇宙山。天空父亲安（An）与大地母亲基（Ki）生出了空气之神恩利尔。不久恩利尔将安与基分开，开天辟地。值得一提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称之为“塔庙”，源于阿卡德语Zigguratum，意为“顶峰”或“高地”。

　　中美洲玛雅宇宙观中，将垂直空间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称为“kan”或“chan”，指日月星辰划过天空所经过的区域，现代天文学称之为“黄道”。下界被称为“西巴尔巴”（Xibalba），是一个孕育着生殖力量的潮湿之地，流淌着两条河流。玛雅宇宙观里平面被视为四方（版块）——东、西、南、北四方加中心，中心即为宇宙轴，被视为一棵巨大的木棉树，垂直贯通上、中、下三界，被称为“世界树”。三界所释放的超自然能量，沿着世界树上下流动；一般死者的灵魂沿着世界树进入下界，阵亡武士和分娩时死去的妇女灵魂沿着世界树可升入上界；上界的神灵可应中界人们的乞求，沿着世界树下降到中界。玛雅金字塔神庙被视为宇宙山，往往与自然岩洞或人工构建洞室相结合，岩洞和洞室则被视为下界（图五）。玛雅人还将大地比喻为原始海洋中游泳的海龟。玛雅的宇宙观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认为宇宙王国的四角分别由四位帕瓦吞神来支撑。

　　纵观古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玛雅的宇宙观与创世神话，虽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共性认知：其一，宇宙原始的状态是水，即原始海洋。其二，从原始海洋中产生陆地，陆地以岛的形式或以山的形式出现，或可称为宇宙山，苏美尔的塔庙称“顶峰”或“高地”，也就是山。其三，这些宇宙山都是神庙所处之地。其四，古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创世神话中，开天辟地必有一位英雄神。
　　中国古代文献包括地下出土文献有关创世神话大致有三个体系。其一是民间耳熟能详的盘古开天地创世传说，出自三国人徐整作《三五历纪》，没有更早的文献线索，可以推断为后出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盘古创世说”。“盘古创世说”虽晚，但是符合创世神话的一般规律，其最基本的内容如《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可知盘古创世说认为混沌的宇宙最初如卵，卵内生人英雄盘古，开天辟地，形成上、中、下三界。美国著名比较神话学家凯文·坎贝尔指出，世界神话中常见宇宙之蛋的壳是世界的框架，里面蕴含着繁殖力代表了大自然无尽的生命活力，宇宙之蛋常常爆裂开，从里面出来一个令人敬畏的人形，这是生殖力量拟人的化身，盘古创世说里，盘古就是这位宇宙之蛋爆裂后站出来的人。“在关于宇宙起源的民间故事中没有对遮蔽物背后神秘的长期明显的探索。穿过永恒的空白之墙，一个朦胧的创造者形象闯进来塑造了万物的世界。他的泥土具有如梦似幻的持久性、流动性及环境力量。大地还没有变硬，为了适合未来人类的居住，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情。”《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盘古创世说里，穿过万八千岁的“永恒的空白之墙”，盘古自己创造了风雨雷电、日夜、山林，死后尸骨化作江河湖海、山林草木。
　　中国古代第二个创世体系是《淮南子·天文训》一大段说辞：天地没成形的时候是混沌的，称太昭。道起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分清浊，清气上升而为天，浊气凝结而为地；天地袭精生阴阳，阴阳专精出四时，四时散精为万物。积阳热生火，火精为日，积阴寒生水，水精为月；日月之淫为星辰。接着《天文训》又嫁接了一段毫无关联性的“共工与颛顼争帝触不周山折天柱”的神话传说。《淮南子·天文训》创世说的前大段，将宇宙的本源视为“道”和“气”的观念，已经十分进步，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宇宙论可有一比，完全脱离了创世英雄神话阶段，进入到了哲学二元思辨的阶段，见不到创世英雄的身影，因此后面的“共工触不周山”的神话传说，已不是原初的创世神话，也与前文的创世观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古代第三个传世传说体系是伏羲-女娲神话，最完整和系统的文献，当属1942年9月盗掘出自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战国楚墓的“帛书创世章”。据冯时先生释读与分析，是迄今所能见到最完整的先秦创世传说的文献，新颖独特，与《楚辞·天问》等楚国史料史观最为接近，成为汉代纬书史料渊薮，其他传世先秦文献却无此类记载。冯时先生解读了楚帛书创世章传说大致的梗概：天地未形成之时，大能氏（能即龙）伏羲降生，他生于华胥，居于雷夏，当时宇宙广大无形，混沌一片。后伏羲娶女娲为妻，生下四子，他们用东、西、南、北、中五根天柱支撑天盖，从而定立天地，化育万物，于是天地形成，宇宙初开。而后，夏禹和商契上分九天，测量周天度数，下勘定大地九州，辛勤来往于天地之间；禹和契还敷平水土，导山导水，治理洪水。可是当时日月没有产生，所以伏羲女娲的四子依次在盖天上步算时间，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此后千百年，帝俊造日月，但当时九州不平，大地向一侧倾斜，于是四子此时又到天盖上，推动天盖围绕北极旋转，并维护支撑天盖的五根天柱。炎帝命祝融，让四子定出二分二至太阳在天盖上运行的三条轨迹，又将天盖用纲绳固定于地之四维，且定出东南西北四正方向。由于共工步算历法粗疏，导致阴阳历法失调，晦朔失序，四子创设闰法，理顺历法，人间才有了朝、昏、昼、夜之别。至此，宇宙创造过程完成。这套伏羲-女娲创世神话体系里，无形的宇宙混沌里，先诞生一个男人伏羲和一个女人女娲，类似亚当与夏娃，他们结为夫妻后，生下四子，化育万物，是四子用五根天柱支撑起天盖并加以维护，有类玛雅宇宙王国的四角分别由四位帕瓦吞神来支撑开天辟地，宇宙初开；后来四子确定了二分二至、四维、四方、阴阳历法、朝昏昼夜，足见四子在宇宙创世过程中，贡献最大。其他圣王则加入到宇宙创世的工作中来，夏禹和商契勘定大地，帝俊孕育日月，共工在其中搅局，用以构建宇宙框架中的善与恶。这套神话，在大致符合创世神话套路的同时，又添加了许多个性的说法，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杂糅，神话传说与历史传说杂糅，确实新颖。 　　

　　我们认为，《淮南子·天文训》关于创世观念的“道”、“气”说过于先进，“共工触不周山”的神话已不属于创世神话，因而对于解读良渚文化的创世神话没有参考价值。盘古传世说虽然体现了创世神话的一般套路，除了“龙首蛇身”的形象似乎可以影射良渚文化龙首纹环或镯，但该民间传说过晚，对于解读良渚文化创世神话的直接参考价值也十分有限。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之交的“楚帛书创世章”，则是明显区别于中原先秦文献系统的另一套伏羲-女娲创世神话，应该是长江流域古老的原始创世神话的战国版，对于回溯性解读良渚文化的创世神话，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首先从良渚遗址考古遗存本身入手，结合世界创世神话的一般套路，适当参考楚帛书创世章的传说，回溯性探索良渚文化自己的创世观和创世神话。
　　良渚遗址的选址，至少已经体现了原始海洋产生创世之岛或宇宙山的宇宙观了。良渚遗址所在的大遮山前平原区在良渚遗址之前，即距今7000~5100年前，仍是低洼地沼泽密布河流泛滥环境，典型的水乡泽国。距今5100~4300年间，该平原区水位下降，更多陆地出现，文化迅速发展，平原上良渚遗址多有分布。据刘斌先生总结，大遮山前平原地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遗址寥若晨星，都坐落在山前台地上；良渚文化时期，遗址数量从崧泽文化的几处猛增到100余处。
　　我们认为，良渚遗址选址时，就面临着“水乡泽国”的环境，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人工水利设施干预，大遮山前平原区并不适合大型都城遗址的选址。而良渚人为什么一定要选在这片水乡泽国中建立都城？很可能他们秉承的宇宙观中，宇宙最初是从原始海洋中产生的，神圣的都城也要从水中诞生。准此，良渚都城的选址在水乡泽国，便可以理解。那么，没有足够的陆地空间怎么办？良渚人在良渚文化早期，便设计并兴修了一系列工程浩大、功能复杂、系统化程度在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这样才使得距今5100~4300年之间，平原区大面积的水降陆生，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有“创世之岛”或“宇宙山”大莫角山作为宫庙区，反山作为王陵区。良渚人显然要以类似阿图姆水中造创世之岛行为付诸实施，将水中创造创世之岛或宇宙山的创世神话变为现实。
　　楚帛书创世章里，也有敷平水土、导山导水治理洪水的故事情节，只不过将这些功劳归于夏禹和商契，显然是受夏商周三代大禹治水传说的影响嫁接到了后世的英雄帝王头上。《淮南子·齐俗篇》也说“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条古史传说，其实是追溯良渚英雄治水的故事，飓风带来的暴雨洪水，良渚的英雄，率领着人民，用草裹泥技术，“聚土积薪”，兴修土坝体系，导山导水，治理了洪水，创造了“创世之岛”或宇宙山，让人民得而处之。如果正确理解楚帛书创世章的话，所谓的夏禹和商契治理洪水的故事，应当是伏羲-女娲及其四子的功绩。如果按照创世神话一般套路理解，楚帛书创世章里治水的传说，很可能是将良渚文化英雄创世神话治理洪水、创造“创世之岛”、宇宙山——良渚圣都的故事的影子，嫁接给了夏禹和商契。事实上，良渚文化将都城的创建纳入创世神话的宇宙观体系，这也符合古代城市宇宙观指导的一般规律，正如美国城市形态学理论大家凯文·林奇指出的那样：“这些宇宙理论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经过神话的描绘来解释城市的由来，解释城市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何会出现错误，因此，也告诉人们城市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何选址、改善和修正。”准此，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的宇宙观和创世神话，很有可能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玛雅的宇宙观和创世神话，同样存在一些共性。基于此，我们参考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玛雅三个文明的宇宙观构架和创世神话共性，来重新解读良渚玉琮。
　　良渚I式玉琮圆筒形，上、下两个圆圈面“射面”，中央为大圆孔可称为“射孔”。以往一些学者认为良渚玉琮象征天地沟通，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良渚玉琮的中孔，无疑如徐峰先生认为的那样——宇宙之轴，沟通天地或上界、中界与下界之间宇宙能量的孔道。我们认为，上射面圆圈面象征天，上射面圆圈及宇宙轴上射孔口中空圆面，共同组成上界天空，相当于玛雅宇宙观中的上界，日月星辰在上面运行，各路天神住在上界（图六）。下射面圆圈则象征大地，下射面圆圈与宇宙轴下射孔口中空圆面，共同组成下界——原始海洋及浮在原始海洋上的大地。I式琮上、下圆面之间的圆柱体，相当于玛雅宇宙观里的中界与古埃及和苏美尔创世神话中天地之间的空气，那么I式琮柱体表面雕刻羽冠兽面，很可能就是良渚文化创世神话中开天辟地的英雄神（图六）。

　　坎贝尔认为，创世循环的第一个阶段描述了无形式向有形式的突变，正如新西兰毛利人在“创世赞歌”中所描述的，空间中逐渐产生了两种没有形状的存在：潮湿和广阔的天空，从中又产生了天空和大地，天空和大地是众神的父母。从所有空虚之外的空虚产生了支持世界的神秘的、植物似的东西。这些层次对应着英雄在他探索世界的冒险中所听到深奥教义。
　　我们注意到，良渚I式玉琮的射孔宇宙轴是中空的，而且直径很大。这暗示良渚人认为，宇宙最初从无形的空虚中产生，首先产生出来的是天空和原始海洋（洪水），然后原始海洋即茫茫洪水中诞生了一位创世英雄神——良渚I式玉琮的羽冠兽面神徽（图六），牟永抗认为兽面双眼之间、鼻梁上方是“人面及羽冠”，我们认为此说可从，而兽面则为洪水恶龙（详后）。良渚创世英雄从洪水中创立了创世之岛即大地。一开始大地与天空可能还是合在一起的，后来良渚的这位创世英雄将大地与天空撑开，这就是瑶山M9:4玉琮所表现的宇宙模型，羽冠兽面神徽支撑在天地之间，占据中界（图六）。希伯来人的创世神话中，创世英雄就是一张被称为“我是”的巨大人面，变化出一系列事物，第一个产生的是侧面的头，之后“九道光彩夺目的光”随之出现，产生物还包括宇宙树的树枝。良渚I式玉琮羽冠兽面神徽与希伯来创世“我是”大脸，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相当于楚帛书创世章里的伏羲，他们都是“最初的宇宙之人形的自我”，也就是众生之父，分裂成了男人和女人，然后根据种类繁育出了所有生物。
　　我们发现，I式琮瑶山M10:15神徽是羽冠兽面头顶加两道弦纹（图七：1、2）。方向明先生分析认为，兽面羽冠的顶部有两道弦纹，也与介字形冠有关。我们通过瑶山墓地和反山墓地资料分析，介字形冠的实物就是与冠状器，瑶山和反山女性“王墓”单出；冠状器、玉锥形器组和玉三叉形器以及带盖柱形器，共同组合成完整的羽冠，仅见于瑶山男性“王墓”。于是，我们可以将瑶山M10:15玉琮神徽，分别解构为两幅兽面纹，一幅为羽冠神人兽面，羽冠象征着男性神人（图七：4）；另一幅为介字形冠兽面，介字形冠象征着女性神人（图七：3）。整体神徽画面是男性羽冠人神兽面与女性介字形冠神人兽面叠加（图七：2），既可以象征楚帛书创世章里伏羲与女娲的结合，也可以解读为伏羲本身就是雌雄同体的英雄，后来分裂产生出男神和女人。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良渚I式琮是象征着良渚文化最初的以宇宙轴贯穿上、中、下界的宇宙构架和开天辟地创世神话的法器，这是良渚文化初期利用宇宙观和创世神话附会良渚都城的由来，构建“国民”共同历史记忆，创制最初的玉琮象征符号系统。这套宇宙观和创世神话后来随着良渚文化与国家的衰亡，大部分失传，可能在楚帛书创世章里，留下了伏羲-女娲创世神话的印记。

　　后来，随着良渚文化宇宙观的进一步发展，大莫角山作为创世之岛、宇宙山的地位越来越神圣，越来越加强。良渚玉琮I式圆筒形体，虽然表现了宇宙轴及其所贯穿的三界，甚至图解了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图六），却唯独没有宇宙山的任何表现。于是，良渚人在I式琮体上，设计加上四隅宇宙山，这就是II式玉琮（图八：1、2）。杨伯达先生便认为，良渚玉琮“四角是附加的成分”结构。鉴于良渚I式琮上兽面神徽呈三、四、五幅面分布，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是I式琮神徽隆起成为宇宙山，从而形成II式琮。II式琮瑶山M7:50四隅宇宙山，装饰为戴介字形冠（纵梁冠）神人面，视觉效果如附加嵌入的建筑装饰构件（图八：3），更加证明良渚II式琮的四隅宇宙山是在I式琮体上附加的部分。由于良渚都城所在地区的山地和平原区的基岩残丘皆为峰峦，山峰绝大多数都大于90°，因此良渚II式琮的四角皆大于90°，横截面呈弧线形，并非要构建一个方形的地面。所谓的地面依然以玉琮的下射圆面体现（图六）。古埃及、苏美尔、玛雅的宇宙山都是神庙之所，乃祭神、降神与神沟通之处，所以II式琮除了保留了射孔的宇宙轴之外，还增加了四隅宇宙山作为通神的天梯，苏美尔塔庙在西帕尔语（Sippar）中就叫“通往圣天的楼梯”，牟永抗先生所谓良渚玉琮四角为“通往遥远空间的四架阶级式天梯”，堪称先见之明。

　　良渚城址的轮廓形态，能够佐证良渚文化宇宙观在早期偏晚和晚期，重视宇宙四角的宇宙山。良渚城址城墙建于良渚文化晚期。我们认为良渚的城墙与其说城墙，毋宁说是堰居式的围堤，当然，良渚都城的围堤不是为了围出“城内”堰塘或制造“垸子”（江汉平原民垸是指围堤保护圈内的居民点与农田），防洪水功能是次要的，主要功能就是屋基台子。良渚晚期随着良渚都城人口的增加或伴随水位的上涨，普通市民需要更多的屋基台子。良渚人将这些屋基台子设计成围堤，环绕在宫庙区大莫角山外围，外形轮廓设计的模板就是良渚的II式玉琮（图八）。良渚城址数字高程图显示，除了东墙中段略显直之外，其余各部分城墙总体上呈现出弧线状，因此良渚城墙形状其实就是一个大致周圆的“玉琮射面”。莫角山“创世之岛”大致位于“射孔”宇宙轴的中部位置。良渚城圈的东北角，有意借用了基岩孤峦“雉山”；数字高程图上显示，今雉山东侧还有一片残余高地，表明原来雉山规模比今天现存的部分还要大。城墙西南角则搭上基岩孤山“凤山”。西北角扁担山以南的泥土山原本就不高，被城墙直接占用。城址东南角略偏北、郑村以西有一片残留的高地，原本也应该是“山”（图九）。准此，良渚城址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隅，都利用了原始地貌的山峦，城址平面又呈“射面”圆周状，颇类II式琮瑶山M2:22俯视形状（图一：2）。由此可以推论，良渚文化晚期设计城址形态时，遵照的模板就是良渚II式玉琮，一方面更加印证玉琮在良渚宇宙观当中崇高的地位，因为一个王朝都城或城市命运的长治久安，与其城市形态的宇宙观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良渚II式琮的四隅，确实应该是“山”，在宇宙观中称为“宇宙山”。换句话说，良渚都城晚期城墙的修筑，既为了解决普通市民的屋基台子现实问题，同时也借机弥补良渚都城形态缺少玉琮所表现的完整宇宙观物化表象之缺憾。良渚都城形态之所以有晚期仿II式玉琮四隅山的城墙形态补救行为，恰好证明良渚早期都城选址与建设时，宇宙观中尚无四角宇宙山的观念，后来才发展出四角宇宙山，于是II式玉琮出现。

　　我们注意到，楚帛书创世章中，创世功绩最大的不是伏羲-女娲，而是他们的四个儿子。良渚II式玉琮四隅宇宙山上都雕刻着介字形冠人神（图一：2；图八：3），或可能就是楚帛书创世章“伏羲-女娲之四子”“新颖”传说的原始来源。换句话说，良渚都城“开国之王”以后的诸王，都比附为玉琮四隅宇宙山上的“四子”，在神话系统中自诩为良渚创世英雄之王的孩子。
　　更有趣的是，II式琮加上四隅宇宙山之后，俯视平面上确实可以体现四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二绳（正东、正西）、四正向（图一〇：1），同时也可以体现夏至、春分、冬至、秋分四个节点的日出和日落理论方向。刘斌先生分析证明，瑶山与汇观山祭坛上灰土沟方框的四维、二绳方向，分别是观测良渚都城地区夏至、春分、冬至、秋分日出和日落的天文指向线（图一〇：2、3），证明良渚文化确实存在着二分二至的观念。楚帛书创世章里，伏羲-女娲的四子，依次在天盖上步算时间，确定了二分二至，画出冬至、夏至和春秋分太阳在天盖上运行的轨道，实际上意味着标出平地观测时二分二至的日出和日落天文准线，正如瑶山和汇观山祭坛灰土沟方框四维二绳所表现的那样；四子更用纲绳将天盖固定在地之四维，也可以理解为固定在良渚玉琮四隅宇宙山上（图一〇：4）；四子还确定了四个正方向。我们惊奇地发现，楚帛书创世章里，四子有关二分二至和四维、四正方向判定、固定天盖于四维的创世功绩，都能体现在良渚II式玉琮的结构上（图一〇）。

　　楚帛书创世章里还提到，四子确定了二分二至之后，帝俊创造了日月。冯时先生分析认为，帝俊就是蹲踞式的至上神，良渚玉琮上完整版的神人兽面神徽蹲踞式（图一一），就是帝俊的形象。《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帝俊为蹲踞姿势天神，又创造十日，故古人以日中之乌名为踆乌。如此判断不误，良渚玉琮上的创世神话中也有创造日月的英雄人物，形象是后世人命名的“帝俊”，良渚人应该认为是四子之一，因为完整的神人兽面神徽与四隅宇宙山上刻画的简化神人四子（图一〇：4），是同一位英雄。不过，良渚玉琮上展示空间有限，没有刻画日月。尽管如此，还是有学者认为良渚玉琮神人兽面神徽就是人形化的太阳神，玉琮上的鸟形徽和鸟形铭刻图像也与“金乌负日”有关，尤其是首都博物馆藏良渚玉琮、上海博物馆藏良渚玉琮、吉拉斯藏良渚玉琮都在宇宙山之间的山谷近天顶（上射口处），加刻了台形立鸟符号，台形符号中央都一个负日阳鸟的形象。足见，这是对良渚玉琮原刻神徽没有明确表明日月创造创世神话情节的一个重要补充，反证良渚II式玉琮所表现的创世神话中，原本包含这四子创造日月的传说，只不过没有图像化表现出来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完整版的神人兽面神徽，仅从II式琮开始出现，I式琮绝不见，如果说I式琮的宇宙创世神话主要表现“伏羲-女娲”天父-地母式的神话，那么II式琮的宇宙创世神话可能更多地表现“伏羲-女娲”四子的创世功绩。良渚文化这种创世神话的先后迭代，不仅在楚帛书创世章中留下线索，而且与良渚玉琮形制和神徽的形制发展逻辑暗合符节，确实令人惊异于这条证据链的初步显现！
　　良渚晚期流行III式玉琮，四角宇宙山变为90°，高体多节琮数量增加（图一）。III式玉琮形态上的上述明显变化，仅从视觉美学优化和直角制作工艺简单化的角度解释是不够的。良渚III式琮四角宇宙山变为90°直角后，从立体观察，四角宇宙山更像是四根方形立柱相邻两面的侧露。这样的变化，其实在瑶山M2:23、反山M23:126和163玉琮已经初露端倪，四隅宇宙山已为直角（图一二）。

　　瑶山、反山、汇观山墓葬中，发现一些琮形小玉柱，三个一组，置于棺顶，这些琮形小玉柱，有可能是死者灵魂出棺通往上界的通天柱。这些棺饰琮形小玉柱，可以作为III式玉琮形态变化的观念来源。我们根据瑶山墓地出土的琮形小玉柱进行分析，将四隅大于90°者归类为小琮，将四隅等于90°者归为小琮形柱；将宽：高≤1:1.5者归为矮体，将宽：高＞1:1.5者归为高体。根据这样分类，我们将瑶山墓地出土的小玉琮和琮形柱统计为《表一》，并根据其相关的出土背景关系（M12与西区采集品背景关系信息丧失），大致推断这些小琮和小柱的用途，结果表明这些小琮和小柱可以用于棺顶饰（通天柱），也可以用作钺饰，M7的部分小琮形柱还有可能用作串饰，因此没有一定之规，也难分早晚。因此，我们推测良渚的小玉琮和琮形柱，主要的功能是棺顶饰通天柱，派生功能作为玉钺冠饰和端饰的缀饰，与串饰配伍是更次要的功能。

　　尽管瑶山墓地出土的小玉琮和琮形柱在出土背景关系中，分不出早晚，但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这些主要作为棺顶饰通天柱的小玉琮，应该以II式大玉琮为模板缩小而来，由于本意是表现灵魂通天柱子，所以将四隅大于90°的“宇宙山”，改变为直角的“宇宙支柱”，成为真正的“方柱子”。同时，不论是小琮还是琮形柱，都被认为是通天柱，所以都发展出来高体，成为III式高体琮的先河（图一三）。

　　值得注意的是，瑶山墓地绝不见III式高体琮，反山M21:4才是III式高体琮（图一三：8），显然是借鉴和瑶山M9:72高体琮形柱发展而来（图一三：7），此时玉琮的上下射面已变为正方形，仅射孔宇宙轴仍保留圆形。III式琮邱承墩M5:10则更瘦高，多达11节简化人面双弦纹介字形冠神徽，与瑶山墓地西区采集2846高体小琮颇为类似，只不过个体加大，且上下射面也变为正方形（图一三：5、6）。足见，良渚文化晚期的宇宙观，将四隅宇宙山发展成为四方宇宙支柱，有些类似玛雅文化宇宙观中宇宙王国的四角分别由四位帕瓦吞神来支撑（图一四：1、2）。方柱四角理当是90°直角，进而将III式琮的整体形态变为方柱状。原本作为棺顶饰灵魂通天柱的小玉琮和琮形柱，成为II式玉琮向III式玉琮转变的中介。不过，III式玉琮四隅的宇宙支柱在本质上与II式玉琮四隅宇宙山并不冲突，四隅天梯的功能也依然可以保留（图一四：1、2）。

　　值得说明的是，良渚城址的城墙虽建于良渚晚期，主要流行III式琮，但是堆筑城墙的建造过程中，不可能把四隅的宇宙山都削成90°直角，大致象形II式琮即可。
　　楚帛书创世章里，讲述伏羲-女娲的四子定立天地，其实就是用东、西、南、北、中五根天柱撑开天地，后来尽管夏禹和商契划定了九州，但是九州不平，大地和山陵向一侧倾斜，四子又来到天盖上，重新维护支撑天盖的五根天柱，推动天盖围绕北极转动。我们可以将这段神话理解为良渚文化III式玉琮四隅变为直角的“宇宙支柱”，上面刻画着或繁或简的“四子”戴介字形冠神人符号，玉琮的圆筒体则作为中天柱，整个天盖以射孔宇宙轴围绕天极转动（图一四：1、2），瑶山M2:2和3带盖柱形器，可以表明良渚文化存在天盖的观念（图一四：3）。
　　上述关于良渚玉琮形制变化分析，主要涉及良渚文化宇宙观模型和创世神话回溯性分析，大致可以知道良渚文化玉琮所表现的宇宙模型，不变是上、中、下三界观念，变化的是后来加入宇宙山和宇宙支柱的观念。良渚玉琮所蕴含的创世神话，在楚帛书创世章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大致可知为“伏羲-女娲及其四子”独特的创世神话体系。只不过，伏羲-女娲是后世文献的命名，我们不知道良渚文化的人是如何称他们的天父和地母的，但是神话中的神格和性质，应当与楚帛书创世章“伏羲-女娲及其四子”创世神话体系基本一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楚帛书创世章说伏羲是有能氏，冯时先生解释“能”即“龙”，那么良渚文化龙首纹玉器，可以为良渚文化创世神话与楚帛书创世章神话体系的关系，再加一环证据链。

　　三、结语 
　　良渚文化国家统治者，以玉为材质，以宇宙模型为形态，以创世神话为国家文脉的记忆进行装饰艺术化，创制了良渚玉琮象征图形符号系统，在良渚文化区内推行。玉琮的上、中、下三界以及宇宙山，是有一定具象的宇宙模型，同装饰艺术化的神徽图像，构成了象征图形符号的规范的、正式的表达内质与形式。良渚文化国家的统治者，教育“国民们”都是创世英雄“伏羲-女娲及其四子”的后人，从而引导他们情感认同上的“共情”，这是象征图形符号的内容的内质。而玉琮神徽图像与宇宙观模型高度聚合，具有一种既可感知又必须诉诸想象的神妙莫测的效果，这便是象征图形符号的内容的形式。凡是按照良渚玉琮使用规制随葬的人，都自我认同或被他人认同为“良渚国民”，所以良渚玉琮不仅是良渚文化的宗教法器，更是良渚国家政体推行的“国家认同”的象征图形符号。诚然，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的衍生功能，便是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的功能，表现在良渚文化的玉琮上，便是玉琮随葬的等级制度。虽然良渚玉琮集中随葬在权贵墓葬中，但是追随权贵的其他良渚文化墓葬的墓主人，在理论上也认同玉琮象征图形符号，因此也认同“良渚国家”。
　　而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玉琮与华西系玉琮，显然都是对良渚文化玉琮的“篡改”，与良渚国家认同没有任何关系，完全丧失了良渚玉琮原本作为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的功能。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 发布时间：2021-11-12

　　一万年以前，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迈入新石器时代，在打制石器的基础上学会了磨制石器。如果以25年为一代人，又经历了大概200多代人继承、总结和发展，到了良渚文化时期，良渚人展现出了对石头这类自然资源超高的认知和使用能力。
　　良渚人能够根据石器的使用场景和使用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石料，以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如果这件石器是易耗品，比如石镞，每次射出之后很容易丢失，那么制作者就会选择取料方便、加工简单的石料；而如果这件石器打算长期使用，又希望它能够耐磨耐耗损，像是作为加工工具使用的石锛，那材质坚硬、不易破碎的石料即是首选。岩石的自然环境甚至也是可供利用的因素。比如石斧这类砍砸器，从溪沟里挑选形状相似的石料，简单的加工打磨，即可投入使用，降低了制作时间，也减少了使用的成本。

图一 石镞

图二 石斧

　　除了深谙石料的挑选之道外，良渚发达的石器产业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在于精细化和专门化的石器工具体系，其中又以石锛为甚。

　　石锛，主要作为木作的工具，也是良渚时期出土的除石镞外最常见的石器工具。根据形态不同，功能上分别类似锛、单面斧、刨子、凿或扁铲，主要用于斫削、刨木、平木、刳木、开卯等精细木作行为。而为了适用尺寸、造型不同的木料，形态特征相似的石锛还有大小错落之分。
　　浙江余杭的南湖遗址发现过三件带柄的石锛，不同装柄方式展现了石锛的不同使用场景。
　　第一种，与石斧的装柄方式类似，石锛和木柄呈“L”形，这种装柄方式更适合砍劈，木柄也普遍长一些。柄长意味着臂距长，传递到石器上的作用力也相应的增大，更适合伐木等重体力劳动；相应的，这种木柄的头部往往会显得尤为粗大，一方面是让砍伐更省力，另一方面也让承接石器的卯孔更为牢固而不易破裂。

图三 “L”型石锛

　　第二种，石锛与木柄呈“T”字形，石锛的装柄位置位于柄身的中央。这种装柄方式为目前仅见，从工具的形态上推测这种装柄方式更适合刮刨，将木料修整成更为趁手的形状，再进行下一步加工。

图四 “T”型石锛

　　第三种，石锛与木柄呈“一”字形，石锛装柄在柄身的顶部，这种装柄方式可能更适用于掏凿。与“L”型木柄不同的是，这种装柄方式的木柄一般要更短一些，大部分在20-30厘米之间，适合在木料上进行如开卯等精细加工。

图五 “一”字型石锛

　　这三种带柄石锛的使用，基本涵盖了木作工艺的各个流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渚人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选择利用石器的巅峰，成套成体系的石器工具的背后是实用需求的推动。建立在发达稻作农业基础上的文明，满足了温饱之后，通过石头和木头的配合，制作出了建筑的木构件、日常生活使用的木器、保护双脚的木屐、小朋友的陀螺玩具，建造出了他们的城市和家园。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1-07

穿越五千年的曙光

　　2020年元旦一大早，我收到阿鲁（史鲁航）老师发来的新年祝福——照耀在良渚古城遗址上的新年第一缕阳光。这是他刚刚拍下的照片，凌晨4点多他就已经赶往良渚古城遗址拍摄了。

史鲁航/摄

　　那之前不久，我和阿鲁老师一同在良渚拍片，专访世界考古学泰斗、年逾八旬的剑桥大学退休教授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先生。老先生高度评价良渚考古发现，坦言良渚改变了他对中华文明的看法。我提到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着许多中国文物，其中就有珍贵的良渚玉琮、玉璧，老先生欣然表示如果我们摄制组前去拍摄，他一定作陪向观众介绍那里馆藏的良渚玉器。告别前，伦福儒先生送给我和阿鲁老师每人一本他的著作《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Archaeology：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并略带歉意地解释“这是第六版，还来不及把良渚文化写进去，一定将其写入第七版”。

　　采访结束，我们继续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拍摄。仰望苍穹，灰黑色的天幕上已悄然挂着一弯新月。阿鲁老师快乐地说，拍摄《良渚》，让他遇见了五千多年前的月光。他那一脸灿烂的笑容，深深感染了团队的每一个人，一天的辛劳顿时烟消云散。

史鲁航/摄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它所演绎的古国文明的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丰厚滋养。当日晚，由集团出品、国际频道承制的三集纪录片《良渚》连续三天在浙江卫视、浙江国际频道、新蓝网和“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等多个平台播出，取得了良好收视效果。

　　作为后来加入者，我并没有参与《良渚》系列纪录片的创作，但我切实感受到了这部片子的影响力。因为片子播出之后，我们迅速收到了太多来自国内和海外的反馈。
　　鲁安是美国中华艺术宫的创始人兼馆长，他为片中出现的玉琮、玉璧、玉钺等感慨不已，“ 良渚古玉虽然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但加工工艺已经非常发达，代表了我们先人手工作坊的伟大成就”。旅法舞台剧演员迦南说，“纪录片从良渚文化的开端起源，到玉器、到外围水利工程的介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澳洲华人林书荣表示回国后一定要到良渚感受一下古城遗址的魅力。
　　在三个月后召开的首届浙江省国际友城媒体合作传播论坛上，国际频道现场播放了在《良渚》纪录片基础上精剪制作的英文版同名短视频，嘉宾们神情专注，看完之后热烈鼓掌。四家欧美电视台当场与浙江国际频道签署了《良渚》等人文纪录片全球展播合作备忘录。第二天嘉宾们到良渚博物院参观后，又有多国媒体向我们询问纪录片情况。此后，又有多个国家的主流电视台负责人也陆续表达了在他们的平台播出《良渚》纪录片的意愿。
　　国际市场的初步认可坚定了国际频道做好良渚文化全球传播的信心。频道决定，抓紧把《良渚》纪录片译制成英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的外宣版本，在国外主流电视台和影响力大的社交媒体进行推广，并根据不同国家精心制订了推广计划，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
　　又一个月后，2019年12月，好消息传来，《良渚》成功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优秀国产纪录片名单，这意味着这部片子得到业内专家的赞赏，传播渠道将会更广。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良渚》之所以能得到普通观众、媒体大咖和考古学者的一致认可，是因为对还原历史的极致追求，对光与影的耐心守候，对每一帧画面的匠心雕琢。每一秒画面，都凝聚着许多同事的心血。如何才能在空旷的遗址上拼出一个完整的五千多年前良渚古城生活图景？
　　我知道主创团队一次又一次地去实地查看和调查，日复一日，摄制组追随着太阳的轨迹，捕捉阳光、植物、动物、鸟和水等元素，把自己融入到先民的生活场景中去，让自己跟良渚越来越近，拍的画面也越来越有感觉。

　　前几天，我再次收到阿鲁老师发来的良渚照片，同样的场景，不同的光效，阿鲁老师说这是“复活的良渚”。或许，这是我们电视人的共同心愿：用电视语言让良渚“复活”，努力把“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作者：邓冲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国际频道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时间：2021-10-29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考古百年：那些从0到1的跨越》，细数中国考古不断翻越的高山，见证考古人筚路蓝缕的摸索。第十篇《中国考古向何处去》，讲述中国考古人如何用良渚遗址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

　　上下五千年是每个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史的普遍认知，但是在国外考古界却存在另外一种声音，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最多只能追溯到殷商，距今也就3000多年历史。中华文明难道真的只能从商朝算起吗？我们的上下五千年又有何依据？2004年，针对这一问题，中国考古界启动了一项超级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工程的目的就是通过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最核心的就是5000年文明究竟是一种虚言还是有历史的真实。

　　如今，17年过去了，王巍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大的成果就是中国的考古人通过考古资料实证，在距今5300—4300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区域率先进入早期文明的阶段，而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良渚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2007年，考古人员在浙江余杭良渚的莫角山遗址四周揭露出一周人工堆筑的石块遗迹，这些遗存便是良渚时期的古城墙基址，在同时代的中国城址中位列首位，其年代与规模堪称“中华第一城”。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浙江大学教授）：古人设计的时候，肯定对四面三川非常了解。首先，他有个观念就是“以山为裹”；其次，古城离开山有一定的位置，比较安全，它也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良渚古城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不仅如此，王巍表示，中国考古人也提出了从考古遗存判断进入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既适合于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适用性。

良渚古城遗址

　　王巍：生产发展、手工业专业化、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在考古中大的遗址、都城、高等级的建筑、规模大且随葬品种类丰富的墓葬，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表明等级身份的，我们叫礼器。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常见的现象，少部分人对绝大部分人进行控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形成了这些就可以判断进入文明。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坚持“以物论史”是中国考古界始终坚持的方法论。科学探索遗存、时空与人的内在联系，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王巍认为，“田野考古”传统也是中国考古学的显著特点。

　　王巍：国外也有一些沙发考古学，坐在沙发不研究不参加田野，然后想出一个模式，但实际上中国考古的传统就是从田野第一线科学严谨地获取资料出发，我们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田野考古。

　　从历史中来，向未来而去。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已刻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如今，站在百年的新起点上，中国考古人将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让更多的国家宝藏公诸于世、让更多的公众走近考古，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素材来源：中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