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良渚文化分布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包括长江下游太湖流域36500平方千米的区域面积。通过科学的测定，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分布范围虽然如此之广，但是它有一个中心地区，那就是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境内（主要集中在瓶窑镇和良渚街道）的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是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街道境内，极小部分位于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乡；地理坐标为东经119°56′40″~120°03′228″，北纬30°22′36″~30°26′17″。
良渚遗址所在地处于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属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遗址分布区地形地貌为丘陵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山间河网冲积平原。分布范围东至荀山东南部，南达大雄山、大观山丘陵，西至瓶窑毛元岭，北抵天目山余脉大遮山丘陵南麓。
良渚遗址的核心良渚古城遗址，以反山墓地出土玉器的类型、功能、纹饰与用玉制度，体现了文化特性——礼制的影响。它的出土玉器无论是文化含义还是制作技艺，特别是反山墓地“琮王”所展现的良渚玉器最为经典的纹饰“神人兽面纹”，展现出中国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信仰特征。良渚遗址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稻作农业的最高成就，并经由它所代表的良渚文化对其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实证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多元一体，并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性的东亚地区史前大型聚落遗址。
二、考古发现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镇一带发现并发掘了多处史前遗址。1959年，以良渚遗址为命名地的良渚文化被确认。1970年代以来，随着江苏、上海和浙江取得的一系列接踵而至的重大考古新发现，良渚文化在生业支撑、物质生活、聚落形态、组织结构、等级分化、精神信仰、礼仪制度和文明化进程等方面的内容，大大丰富，从而使其成为3300—2300BC间中国境内最重要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良渚和瓶窑一带，更是独领风骚，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遗址点，如同一颗颗珍珠陆续浮出地面。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将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一座消逝了4000多年的史前古城初露端倪。随后，古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深入，它的空间格局、功能分区以及各类遗存的内涵日渐清晰。2010年，古城的外城得到初步确认。2015年，发现和确认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这些考古工作不仅大大提升了人们对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内涵、布局、过程、价值的整体性认识，使其成为良渚文化中遗址点分布最密集、遗存类型最丰富、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处核心遗址，而且在布局上显露出一个经过精心规划、有着明确功能分区的庞大而完整的、带有早期国家都城性质的空间形态。目前，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仍在按规划有条不紊地推进。
三、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要素
1．综述考古发掘和研究已有的成果显示，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遗存类型复杂、内涵丰富，其遗产的整体价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空间布局上以城址为核心，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台地，城址北面2公里至西面11公里范围内则分布着外围水利系统。与此同时，城址内外分布着大量各种类型的同期遗存，与城址形成了清晰可辨的“城郊分野”的空间形态。
2．城址城址是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位居三山之中。长命港、钟家港等古河道逶迤穿过这片城址，与城址内外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共同形成了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并将城址划分出若干不同的功能区块。
城址空间布局呈向心式三重结构，自内而外由宫殿区、内城与外城三组人工营造的遗存组成。
（2·1．宫殿区）宫殿区包括位居内城中心的莫角山台地及其南侧的皇坟山台地、池中寺台地，三处地势最为高爽的台地曾是良渚最高统治者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其中，莫角山台地整体呈长方形覆斗状，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约30公顷，台顶与周边稻田的高差为9—15米。经过钻探与发掘，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如此规模巨大庞大的建筑台基，其主体部分主要为人工堆筑而成，堆筑的土方总量约211万立方米。
莫角山台地顶部的居中部位，还矗立着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小型台基，三座台基之间，则是一个特意用砂砾和粘土夯筑形成的砂土广场，面积约7万平方米。近年来在莫角山台地顶部共发现35座房屋基址，其中7座位于大莫角山台基上，4座位于小莫角山台基上。这些房屋建筑的体量和规模，体现出只有宫殿与神庙才配有的恢宏气势。
2010年，考古学家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一处因粮仓失火形成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坑，据测算，堆积的炭化稻米总量约2.6万斤。新近，又在池中寺台地发现有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初步测算炭化稻米总量是莫角山东坡堆积坑的十倍。史前古城宫殿区非比寻常的粮食储备和控制能力，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2·2．内城）城址的内城由四面的城墙围合。蜿蜒在原野上的那垄垄土岗，组成了内城四面封闭围合的城墙。内城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约300公顷。内城城墙周长近6000米，宽约20-60米，墙体内外两侧还有一些凸出的形似埠头的构造，以致墙体最宽处达到150米。城墙现存较好的地段相对高度约4米，一般残高约2米。
内城城墙的建造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东北角的雉山与西南角的凤山，这两座平原上的小山丘，既是整个城墙建造的地形依托，又是古城营建时明显的定位点和防卫的制高点。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石块经检测，主要来自古城北面几公里外的山谷。石基之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分层堆筑形成墙体。这种垫石堆筑的营城技术，在中国史前长江与黄河流域的诸多城址中独树一帜，它和“草包泥”堆筑工艺的广泛运用，充分体现了良渚先民善于就近取材、因地制宜的营造智慧。
内城除位于中心的宫殿区外，还发现有20多处人工营造的台地，以及纵横交错的古河道等遗存。20多处台地中，既有反山这样等级无与伦比的贵族墓地，也有钟家村台地这样包含手工业作坊在内的居址。钟家村台地西侧钟家港古河道的边缘，考古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玉料、玉钻芯、黑石英片等与玉器制作相关的遗存，以及石钻芯、漆木器坯件、骨器残料等出土物，说明此段河岸台地除了居址外，还存在着专门制作玉石器和漆木器、骨器的手工业作坊，表明内城居民中至少有部分为高端的手工业生产者。其它多数台地虽然还未进行科学发掘，但居于内城的突出的地理位置，庞大的营建体量，以及历年来出土的精美文物，都表明它们同样是良渚古城内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内城已发现的古河道纵横交错，它们为顺应地势人工开凿，或利用自然河道进行人工改造而成，或沿城墙两侧平行蜿蜒，或贯穿于台地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河网系统。内城已发现的9座城门中，只有1座陆路城门，位于南城墙的居中部位，其他8座均为水城门，每面城墙各有2座，这些水城门不仅连通古城内外的城河，而且也是构建古城内外环通水系格局的关键。
（2·3．外城）外城位于内城外围，面积约500公顷，由17处断续分布的人工营造台地构成。这些台地主要是墓地与居址复合的遗址，其中长垄状的扁担山、和尚地、里山、郑村、高村、卞家山等台地，断续相连，基本跟内城北、东、南三面城墙保持平行，从而构成了外城半闭合的轮廓框架。其中，美人地台地考古揭示出临河而居的村落景观，以及人工河道两侧用木板精心构建的护岸设施。卞家山台地则是一处包含房屋居址、部族墓地、水岸码头、河沟埠头等复杂内涵的临水而居的聚落遗址。
从莫角山宫殿区、内城城墙到外城，城址内台地的堆筑高度由内而外逐步降低，显示出一种等级依次递减的态势。显然，良渚先民在规划修筑古城时，对内城外城、城内城外都进行过统一的布局和精心的规划。
3．外围水利系统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人工堤坝遗址，跟相关的山体、丘陵、孤丘以及天然溢洪道等自然地形组成。整个水利系统通过11条人工堤坝与山体、孤丘等构成了高坝区和低坝区上、下两级系统。谷口高坝与相连山体形成高坝系统，山前长堤、平原低坝与相连的山体、孤丘形成低坝系统，它们与具有溢洪功能的山体间的天然隘口，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水利体系。整个水利系统东西两端相距11公里，南北相距5.5公里，总占地面积76.2公顷，堆筑的总土方量达288万立方米。
谷口高坝位于古城西北方向的大遮山南麓，已发现的6条水坝遗址，分为东西两组，东组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和周家畈，西组包括秋坞、石坞和蜜蜂垄，坝体跟自然山体相连，均选在山谷的最窄处，长度在50-200米，坝顶海拔高度25-40米，相对高度10-15米，每组各自封堵一个较高山体中的较大谷口。
平原低坝位于谷口高坝南约3.5公里的平原孤丘之间，由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等4条堤坝遗址将栲栳山以西的连续孤丘连接起来。坝体长度依孤丘间距远近而不同，在35-360米间，坝顶海拔高度约10米，相对高度约6米。
山前长堤即塘山遗址，位于古城北侧的大遮山山前，南距古城约2公里，北距山脚约100-200米，东起卢村，向西至毛元岭后折向南至栲栳山，总体呈东西走向的曲尺形，全长约5公里，宽20-50米，坝顶海拔高度12-20米，相对高度2-7米，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遗存。山前长堤从东至西可分为三段：东段东西长约1公里，为接近直线走向的单坝结构。中段东西长约2公里，为南北双重堤坝结构，双坝间距约20-30米。双坝之西属西段，东西长约2公里，为曲尺形单坝结构，与双坝的南坝相连并最终向南折至毛元岭。
外围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良渚古城遗址的地理边界，它与良渚古城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为古城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防洪、蓄水、水运、灌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它见证了良渚时期较为科学的水利工程技术和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能力，也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水利史。这一水利系统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规划和工程技术方面，体现了中国早期城市与水利工程的整体规划能力及其科学性。
4．分等级墓地【含祭坛】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址内外分布着若干处不同等级的墓地，其中保存良好、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有5处，分别是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
（4·1．瑶山）位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墓地是一处高等级墓地，具有坛墓一体的结构特征。瑶山祭坛先于墓地建造，建造时依托其东侧自然山丘的西坡顺势堆筑，祭坛的南、西、北三面发现多道由砾石叠砌形成的石磡，当是祭坛堆筑和使用过程中用于护坡固土的防护设施。祭坛顶面呈方形，正南北方向，自里而外有红土台、灰土围沟、砾石面三重结构，其中，灰土围沟以挖沟填筑灰土的方式，形成与内外坛面的颜色区别。在现存的瑶山顶部，没有发现生活遗迹或遗物，红土台、灰土围沟、砾石面等遗迹边壁平齐，转角方正，布局规整，连围沟内的灰色填土，也是特意从山外搬运来的。可见，这是一项经过精心设计、认真施工、具有特定用途的建筑。由于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体量庞大，以及与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高等级墓葬结合在一起，因此被认为是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祭坛。
瑶山墓葬的埋葬时间晚于祭坛，分两排埋在祭坛的南侧，南排7座，北排6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基本接近正南，出土的随葬器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等，共754件（组），其中玉器678件（组）。出土的随葬玉器具有明显的年代、等级以及性别的标识作用，玉钺、玉三叉形器、成组的玉锥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男性墓中；而玉璜、玉圆牌形串饰、玉纺轮等，则仅见于北排的女性墓中。这些陆续埋设的高等级墓葬，极可能也是瑶山祭坛的重要祭祀对象。
（4·2．反山）反山墓地是迄今所见良渚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史前文化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高等级墓地。它位于内城的西北部，东侧与莫角山宫殿区相邻，是一处依托其西部自然岗地人工特意堆筑形成的独立的高台墓地。墓地平面略呈椭圆形，人工堆筑的高度超过7米，面积约2公顷。
目前已考古发掘的部分位于遗址的西部，发掘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发现的11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致呈南、北两排，头向南偏西。等级最高的12号墓在南排居中，高等级的20号墓在北排居中，而等级较低的15号墓和18号墓位于墓地西部，显示出墓葬位置布局上的等级规范。反山出土的随葬器物包括玉器、石器、陶器、象牙器、嵌玉漆器等，共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玉器数量之多、种类之丰，规格之高、制作之精，纹饰之美，均为其他良渚文化墓地所未见。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琮王”与“钺王”，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发现于反山玉器上的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常被昵称为“神徽”，对释读良渚玉器最为典型的“神人兽面纹”的内涵意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反山出土玉器的类型、功能、纹饰、工艺及其所反映的用玉制度，作为良渚文化玉器的缩影，揭示了良渚文化玉器制作和使用所达到的无与伦比的高峰。
从随葬器物的造型特征分析，反山墓地始建于良渚文化中期，沿用至晚期，与良渚古城的营建和使用相始终。
（4·3．姜家山）地处内城西北部、反山墓地南侧的姜家山，也为依托自然岗地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已发现14座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男性墓头向均朝南，女性墓除7号墓外均头向朝北，男女性墓葬交错分布。出土随葬器物包括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共425件（组），其中玉器363件（组）。姜家山墓地中既有高等级墓葬，也有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居民甚至小孩的墓葬，推测应是一处家族墓地，其营建和使用时间约在良渚文化中期。
（4·4．文家山）位于外城的文家山墓地，是一处不同等级墓葬同存的中等级家族墓地，依托自然山坡营建，已发现18座墓葬，头向以朝南为主，但有三座墓头向朝北。墓葬之间存在打破关系，整体上没有明确的排列顺序。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各类随葬器物近400件（组）。文家山墓地延续时间较长，从良渚中期延续使用至晚期。文家山遗址中还出土有不少石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表明附近应有石器加工作坊。
（4·5．卞家山）地处外城南缘的卞家山台地，是一处包含房屋居址、水岸码头、河沟埠头等复杂内涵的聚落遗址。墓地位于台地西侧的考古发掘区北部，目前已发现墓葬66座，墓葬间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并无明显的排列规律。出土的随葬器物包括陶、石、玉、骨角、漆木、竹编等材质，共462件。其中，石钺出于男性墓葬，纺轮出于女性墓葬，体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卞家山墓地营建和使用时间约在良渚文化中晚期，是一处聚族而居的低等级的平民墓地。
以上这些墓地也为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分布位置、选址特征、营建体量、墓葬的排列方式、埋葬规制、随葬品的数量、类别、组合以及用玉制度等，明确体现出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多个阶层明显分化和固化的结构特征，它们与历年来环太湖地区陆续发现的其它良渚文化分等级墓地一起，构成了良渚社会高低悬殊、层级复杂的阶层分化，为环太湖地区区域性早期国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5.以玉器为主的出土物除了城址、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不可移动的人工遗存外，以玉器为主的出土物作为可移动的人工遗存，同样是良渚古城遗址遗产价值不可或缺的承载要素。
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总量达1万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总数不少于7000件，材质以透闪石为主，器型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冠状饰、锥形器、玉璜、半圆形饰、柱形器、玉镯、玉织具、玉纺轮等，以及圆雕的鸟、龟、鱼、蝉等动物形玉器。
玉琮是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器类。这种内圆外方，蕴涵着“天圆地方”原始宇宙观的筒形玉器，是良渚文化的原创器型，是对神人兽面纹所蕴含的神灵崇拜的重要载体。琮也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强的玉器。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单位面积最大的器类，这种有孔的圆形玉器，不仅选材独具特色，而且自早到晚体现出追求圆大和精致并重的器形变化趋势，彰显出其日益重要的地位。玉璧在后世演化为祭天的专用玉礼器，影响比琮更为深远。
玉钺也是良渚玉器中的重要器类，被认为是王权或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男性墓葬。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象征王权的玉钺，器身两面都雕琢着凌驾于飞鸟之上的完整神人兽面纹饰，是“王权神授”的直白表露。
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纹，是良渚玉器最主要的纹饰主题，也是神崇拜最直观的表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上部是头戴羽冠的神人形象，中间是圆眼獠牙的猛兽的面目，下部是飞禽的利爪。这种人与兽复合、人在复合中处于显要与主导地位的纹饰，展现了环太湖地区早期稻作文明阶段的信仰特征。
神人兽面纹在良渚古城遗址内大量发现，也遍布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并且形象统一，形态稳定，在玉器上位居核心位置，应当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不过，良渚文化墓葬中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仅表明以琮、璧、钺等玉器为载体的精神信仰，已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建立在等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规范化用玉制度业已形成。这种精神信仰功能跟社会政治、人伦功能并重的用玉制度，恰恰体现出良渚时期发生在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三位一体的变化内容，从而成为疏解环太湖地区出现区域性早期国家的重要例证。
四、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价值
囿于考古发掘的规模，良渚古城遗址的许多内涵和细节，尚未得到完整、清晰的揭示与呈现，但它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系列遗址、体现用玉制度的精湛极致的良渚玉器等4类主要人工遗存，共同揭示出3300—2300BC间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阶层分化与城市文明、并拥有着统一信仰、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等特征的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的中心所在。
为建立和维护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社会统治秩序，这一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城市遗址的空间形制和具有用玉制度的分等级墓地（含祭坛），揭示出多层次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早期国家统治模式。它在古城选址方面，显示出把控玉矿资源和垄断制作技艺等维护统治的手法。它在古城与水坝等大型建造工程和专业的治玉工艺流程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大型工程组织能力和明显的社会分工现象。它以代表性玉器“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展现了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为强化统治能力而形成的统一信仰，并以其器形对其后中国诸多区域性复杂社会产生了广泛的传播与影响。
这一权力与信仰中心拥有世界同期罕见的大型水利系统，以及互为关联的、独具特色的“水城”规划特色与建造技术，是良渚先民为生存发展进行利用和改造湿地环境的杰出范例，代表了东亚地区在早期国家阶段开发河网平原地区的土地利用能力。它在城市遗址的平面布局上呈现出一种明显设计的、特别规整的空间形式，借助空间布局与建筑形象的规划与设计，进一步凸显权力与信仰中心的象征意义，包括在城市功能区的分级与布局上强调社会阶层的分级，以中心建筑的高耸与宏伟标示统治权力的正统，揭示出东亚地区早期国家的城市规划特征。它在古城空间性质（form）上展现出典型的向心式三重结构，是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中借助空间布局的序列强调权力地位和社会分级的早期杰出范例。
五、保护与传承
历年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依据相关国内、国际遗产保护公约、法律、法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执行遗产的有效管理。在遗产的保护管理中，根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等阐述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要求开展工作。通过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浙江省良渚遗址管理局）等保护管理机构，建立有效保护管理的体制机制；编制执行《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等专项政策法规；编制执行《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良渚古城遗址管理规划》等遗产保护及相关专项规划；实施落实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实行遗产地遗产保护补偿机制，保护成果惠及民众；加强专业知识与保护管理技术的培训；加强遗产展示与宣传；加强遗产保护管理监测等手段执行保护管理，遗产得到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