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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良渚文化遗址 来源: 发布时间:2017/8/18 14:10:49 点击率:341次

  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性的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它发现于1936年,因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300—4300年。

  作为中国东南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脚色,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和以精美玉器、陶器、石器、漆器为代表的专门化手工业,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等级的急剧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和规范化的礼制。少数显贵者独占祭坛等祀神场所以及玉器等宗教艺术品,表明垄断性的神权已经形成,而以平面面积290余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早期都邑特征的大型聚落,它的布局配置,以及城垣、外围水利系统等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营建起来的诸多特大型公共工程,更是宣告一种凌驾于神权之上的集中政治权力——王权业已形成。因此,良渚文化虽然是特定时空内涵下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但它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十分突出。

  国家作为文明的概括,必然有其在考古学遗存上可以具体分辨的令人信服的物化表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学者提出的城市、文字、金属冶炼和大型礼仪性建筑这四种物化表征,就一直被作为检验文明是否产生的标尺,然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没有使用文字,欧洲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使用青铜工具和武器,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已经表明上述界定文明的四项标准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已经不再适合继续充当度量文明的绝对标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中华文明在其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成熟期,依然跟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着诸多表征上的差别,存在许多特质性的因素,如血缘纽带紧密的宗族制度、森严而规范的礼仪制度、对玉器的崇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城市主要是政治统治中心、文字主要用于政治宗教目的、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等等,而这些从成熟期文明中归纳出来的特质性表征,亦已成为判断中国各地早期考古学文化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依据。

  作为苏秉琦先生史前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的一大块,环太湖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多源化的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广富林类型文化——马桥文化——以土墩墓为代表的商周时期文化——吴越文化,环太湖地区不仅有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期相当完整的考古学文化演进序列,而且其文化面貌具有的鲜明个性和区域特色引人注目,尤其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跟同时代的其他区系相比,文化上的独特性更加彰显,某些领域内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其中以良渚古城和良渚玉器为突出证据,有力地实证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渊源。

  城市是文明衡量标准中十分关键的一条。早在1956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就提出了“城市革命”的概念,城市的出现被视为走向文明的一种最显著的标志。

  2007年发现确认的290余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营建最复杂、最考究,城内配置最高级(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王陵等级的贵族墓地),玉器、刻纹黑陶器、嵌玉漆器等艺术奢侈品出土最丰富的史前古城,其规模与公认已进入文明时代的郑州商城、三星堆商城相比,毫不逊色。而且,近年的考古研究显示,它还只是良渚古城的内城,在良渚晚期它的外围还营建了规模近800万平方米的外城。

  良渚古城内城城墙周长6000多米,基础部分宽约40-60米,普遍铺垫一层石块作为基础。城内中心部位是面积约30万平方米、高约10米的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而莫角山四周还有反山墓地、桑树头、皇坟山等20多处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台。城外附近有利用自然山头整体营建的瑶山与汇观山祭坛,有卞家山这样构建复杂的码头遗迹,有美人地这样夹河而居的居住址和用木板精心构建的护岸设施,有姚家墩这样自成格局的中等级聚落,有塘山芦村段、长坟、文家山这样参与玉器、陶器与石器制作的手工业作坊。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了良渚时期统一规划营建的以高、低坝为特征的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目前有关外城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虽然还有待深入,但由宫殿基址、内城、外城、外围水利系统等四重结构共同组成的庞大古城格局已初露端倪。

  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城所体现出来的超乎寻常的规划设计能力、动员组织能力、调度管理能力、后勤保障能力等等,让人叹为观止!这种社会组织化程度、管理能力和资源的集中程度,不可能是一个史前部落社会能够拥有的能量,而只能是国家文明。

  与此同时,良渚文化玉器在其功能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复杂性和全面性,也为中国同时期各大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所绝无仅有。

  良渚文化玉器主要出于显贵者墓葬,然其功能并不局限于丧葬用途。众多新器形的出现,尤其是琮、璧等超越人体装饰的特定器形的创制,以及神人兽面图像在玉器上的琢刻与取像于神像造型玉器的制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神灵崇拜的信仰目的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之一,其中部分玉器还极可能就是巫觋在举行通天礼神仪式时使用的法器或法器上的玉部件。不过,良渚玉器显然已超越了单纯神崇拜的范畴,它已成为世俗社会中等级划分的玉质标志物。

  就已发表的资料来看,依照墓葬随葬玉器的器形、数量、体量及质料方面的差异,良渚文化墓葬至少能够划分出五个不同的等级,非常复杂。不过,这种复杂的等级划分并非杂乱无序,玉器的有无及其组合在这些不同等级的墓葬中表现得井然有序,表明已出现了以玉礼器使用为核心的规范化的礼仪制度。平民墓葬出土玉器的比例很高,是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一大特色,充分体现出良渚社会普遍崇尚玉器的倾向,但与这种用玉的普遍性相对应的,则是非常严格的用玉等级制度。平民墓葬与显贵者墓葬出土的玉器,在种类、数量、体量、组合关系等方面,均截然有别,其中琮、璧、钺这三类玉器以及琢刻纹饰的大件玉器,是显贵者墓葬专有的器物,不仅已成为良渚时期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而且还毫无疑问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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